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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乡村建设’


[旧帖]安溪十八中打算把他们的图书室交给我们来托管

二月 28th, 2014 by 小石

【喜讯】安溪十八中打算把他们的图书室交给我们来托管 #福前文化中心 #1kgbook 下午开完会正要出去转转,碰上十八中的王校长和许老师来找,把他们迎上楼,他们说去二楼,二楼是图书室和多功能厅,到了二楼王老师跟我说,想把十 八中图书室二千多册的新书放到我们这边来管理;他们的老师也不会管理图书室,放在我们这边,图书更能让大家用起来;回头他让学生都到我们这边来,没有办图 书证的都补办一下…… 我听了真是又高兴又惊讶,对王老师、许老师的敬佩之情不知从何说起。昨天还在说这边中心小学的图书室藏书不少,得想想办法怎么帮他们把图书室开放起来,没想到今天中学王校长和许老师竟主动找上门来跟我们合作。 许老师更进一步提议,干脆把他们图书室的旧书也都拿过来吧,大约一千多册书。全搬过来的话,可能三千多册。王老师也立马同意。他们看图书室的书架好像放不下,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不怕放不下,就怕没书,有书我就有办法,不行再增加几个书架就完了。 另外,我也跟王老师许老师提出,书的所有权还是中学的,我们只是托管。我们会用“1kgbook图书借阅管理软件”来管理这些图书,给中学的书都登记一下,把书单发给他们。在读者分类上,我们也会专门增加一个“中学生”一个“中学老师”的分类等等。 王老师又问,我们能不能尽快就把这个事办了?问我这周怎么样?我说当然好。我给他指了指这几天在这边开会的几个同事,他们都是好劳力,趁着他们这两天在,我们就可以搬…… 其他的就先不说了。我希望大家帮我记住这两位老师的名字: 安溪十八中校长,王忠厚老师; 安溪十八中数学教师,许才智老师; 我知道十八中两位老师和其他同事对我们的信任和托付有多重,真的,沉甸甸的,但也非常钦佩他们,对扎根这里,依托社区图书室来开展“开放教育”实验,增加了不少信心。 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结束这个帖子,就像王老师许老师临走的时候,心里一动,却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只有简单的握手。 是为记。 2010年3月3日 ==== 【喜讯】社区图书室的合作单位又新增福田中心小学、福田乡政府 #福前文化中心 #1kgbook 前天中午邮电局李金平开车过来,安溪十八中的师生和福田中心小学的一些学生及我们的一些志愿者,大家一起动手,把十八中的约2700册新书都搬了过来。 晚上我们举办了简单而又隆重的仪式,邀请村民及安溪十八中、福田中心学校、乡政府、农场、合作社、邮局、信用社、水电站、老年协会、妇女文艺队、青年篮球队等等,庆祝安溪十八中与福前文化中心共建社区图书室,推进乡村文化建设。 仪式傍晚7点半开始,不到7点二楼的多功能厅就已经挤满了人,阳台上也到处都是游戏的孩子。仪式虽然简单,但赵乡长、陈场长、王校长发表了不少呼吁和感言,建生老师也和大家一块展望福前美好的明天。整个大厅淹没在村民的掌声里。仪式之后的歌舞晚会,更是让现场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 不等晚会结束,福田中心学校的陈校长就表示,看能不能把小学的1万多册图书也搬过来;赵乡长也表示乡里正申请的2000多册图书回头也放过来;陈场长看书有了,说书架他们想办法。大家踌躇满志,要为福前的社区文化事业出把力,共建我们的社区图书馆。 晚会结束以后,大家仍意犹未尽,坐谈到很晚。 原帖首发:http://is.gd/9NJDY 201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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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科学运动(KSSP)

一月 26th, 2014 by 小石

印度不只有历史和信仰。前几天看到《台湾立报》上几年前对印度喀拉拉邦“民众科学运动”的核心成员文诺(Vinod Raina)的访谈——“科学不能与生活分离”(http://t.cn/aBnEvH),我更感觉到,他们既吸收了科学精神,又自甘地开始形成了一种服务民众的新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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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区支持农业”和“农夫市集”的一点观感

一月 11th, 2013 by 小石

要理解“社区支持农业”(CSA),可能要到这个概念提出的社会和历史背景里去看—— 西方的城市发育比较早,城市里一个个的社区,既是教区,也是选区,社区内的人相互之间有很多活动和联络,大家比较熟悉,社区感比较强。社区里的老百姓就可以联合起来,共同购买什么产品。而西方的农村实际上主要是农场,是一家一户比较分散的农场主,经营性农场,没有我们中国意义上的农村。因此,CSA在西方,主要是城市里的社区支持一个个的农场主。 而我们的情况是,农村是熟人社会,大家比较熟悉,社区感很强,而城市却绝大多数人口是近十多年才进城的,而且相互之间不熟悉,住在一个单元楼可能相互都不认识。所以,把农民组织起来容易,把消费者组织起来难。 因此,CSA在国内基本上就变成了“农夫市集”,等于部分有机消费的倡导者在城市里找一些不固定的展览场所,免费提供给农户或合作社来摆摊。 实际上还是没有能有效解决有机农产品的销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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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两段论述

二月 17th, 2012 by 小石

1、蒲鲁东的意思是,如果土地私有制意味着所有者的无限期控制,那么它和人口的变化是矛盾的。因此,土地私有制,如果理解为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权利(2),是不可能存在的(3)。换句话说,私人土地所有意味着部分所有者对其无限期的控制,那么它就不能适应人口的变化,也因此私人土地所有就不可能成为每个人的普遍权利。如果私人土地所有制适应人口的变化,它就不是所有者无限期控制意义上的私有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今天的土地所有制证明了蒲鲁东的这个洞察力。(摘自崔之元:我的思想自传) 2、 我曾经设计过“国家土地银行”+“社区土地信用社”+“农民社保体系”的土地金融社保制度,帮助农民产权变现、流动、增值和农村社保制度建设。主张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土地银行抵押,农户土地承包权邓在社区土地信用社(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抵押,用农民金融收益和财权收益建立农民个人社保帐户,并与国家的社保制度对接。(摘自李昌平: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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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培田,走入我心灵的家园

十二月 26th, 2011 by 小石

一年多来,每当谈到“乡村建设”(包括“平民教育”),我就会想起培田。 不是培田多么需要“乡村建设”,而是“乡村建设”多么需要认真挖掘和吸收培田的经验。同时,今天的培田也给我们许多关注乡村建设的人,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却鲜有人问津)。而每当我想重新理解我们这代人自身的境遇、理解我们的历史文化,以及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时,培田仍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我无法绕过培田。 培田的许多父老乡亲,包括孩子们,也时不时在我眼前过电影…… 贴出去年6月份,为筹备“培田社区大学”招募首期志愿者,写下的几段虎头蛇尾的话。 再次感谢培田的父老乡亲和孩子们,感谢你们对历史和文明的守候。 也希望这个走入我心灵的家园,让偶而读到的读者能够喜欢—— 来培田之前,我对“客家人”没有任何概念,甚至一直抱着有点质疑的态度,在想“什么是客家人”,以及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还有没有必要强调“客家人如何如何”,这种说法是否也有点刻意?只是没有求证的机会,也没有觉得这算得上什么重要的问题,值得花心思琢磨。 但来培田快一个月,对培田的一点感受和了解,却让我渐渐对“客家人”及客家人曾遭遇的历史困境,和在困境面前曾作出的各种探索,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手头没有多少资料,看到陈日源先生提到: “1000年前,自从‘永嘉之乱’、‘五胡乱华’逼迫中原人氏第一次大规模南迁逃亡开始,关于客家人的概念也就产生了。”(参陈日源先生主编的《培田:辉煌的客家庄园》,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前言”部分)。 我忍不住大胆猜想:客家人,是否是一群曾客走他乡,却不忘家园,甚至希望把处处都变成家园的人?而培田的吴氏古村落,又是否是南迁的客家人中,最接近我们“精神家园”的一种实践? 走近培田村口,左右郁郁葱葱的卧虎山、笔架山逐渐收拢,悦耳的河源溪从村里穿行而来,水车在木质的“歇脚亭”旁悠悠转动,一座跨街的牌坊立在通往村子的路中间,略微走几步,又是绿树掩映下的土地公和文武庙,一下子似乎就把人拉到了那个既朦胧、亲切又悠远的乡土里,恍若隔世。 连绵的暴雨,已经让福建龙岩许多地方深受灾情困扰。走在培田的古街上,却让人顿感一丝抒怀。良好的水圳,有条不紊地梳理着街道和院落中的雨水。青青的河卵石铺就的路面,也让人增添了几分雨中漫步的兴致。 不管从哪家敞开的门望去,都能看到几盆花,高雅的兰花是最多见的。不少院子里或院子外还有金鱼在里面游的、点缀了浮萍的小池塘,门口甚至还有小菜园。过年的楹联,还都贴在家家的门楣门边上。连片通透敞亮的院落和精雕细琢的老房子,都是明清时代的高堂华屋。 几年前Rtia同学身体力行,并倡议大家都来“做自己生活中的艺术家”。在培田,我似乎看到了许多Rita这样的“生活家”。 沿古街而上,经常会看到老人或妇女在门口的水圳旁洗菜或洗衣服,走近时会朝你微微点头或问候一下。偶尔经过的小朋友,也会问你一声“叔叔好”,让人感觉非常亲切。古街的顶头,左边山麓下是南山书院,对面是现在的培田村小。 到过培田的人,都为培田华丽而又古朴的明清古建筑群落感到惊叹,但在许多培田人更为清楚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或“民间故宫”等任何赞誉,似乎都只是它的外壳。“兴养立教”或者说求发展、重知识、“举全村之力”来兴办教育的传统,才是孕育这些建筑、赋予这些建筑以生命,使文明能在这里扎根、使整个村落能够繁衍生息的灵魂和血脉。 南山书院曾延聘过的名师和涌现出的人才,书院在整个村落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族人为办学、助学、励学而办的义田、义仓等等,更是赋予了“南山书院”一份极为特殊的地位。 如果你曾在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网络与现实,抑或彼岸和梦乡之间等等徘徊过,欢迎你到培田来,遇见我们未知的家园和我们自己!                                                                                                 (原文写于2010.6.26) 附,培田相关介绍: * 培田_百度百科; * 王丽(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一座村庄的教育血脉(中青报·冰点特稿,2010.1.27); *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结缘培田村(博文,2010.5.5); * 郑振满(厦门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培田》(乡土中国丛书,三联书店,2005.9); * 李秋香(清华大学建筑系):《闽西客家古村落——培田村》(中国乡土建筑丛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 * 吴国平(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八百年的村落:培田纪行》(海潮摄影出版社,2003.1); * 三位培田人的博客: 1、吴有春老师的新浪博客(退休数学教师,原连城一中副校长); 2、吴念民老师的新浪博客(退休建筑师); 3、南山居士的新浪博客(博客名为“南山听风雨,松岗步琴韵”);   (如去培田,可联系返乡青年、“吴家大院”的吴晓晖:138 5955 3790,并代我问好,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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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李昌平:未来10年三农十大预言

十二月 20th, 2011 by 小石

今起,我将对未来10年三农做十项预言: 1,为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绝大部分地区将恢复主要农产品“定购”生产,其土地制度将重回“有偿承包”或“耕者有其田”或“联产承包”制度。主要农产品“产销班生产经营”或“合作社生产经营”将逐步主流化,非主要农产品“专业户生产、合作社经营”为主。(12月11日10:19) 预言2:“做大蛋糕优先”成为公认的谬论,“少数人先富起来”不再被主流提及,“共同富裕”成为主流话语。“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和邓小平“两次飞跃” 论会再三成为热点话题,但难成共识。“明星村”加速发展,示范效应更强,有更多落后村选择并入“明星村”。“明星村”加快改革,退出机制形成。(12月12日08:56) 预言3:未来10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收储价格(最低保护价)将上涨3倍左右;农民工工资同步增长3倍左右;村镇经济再度活跃,内需日趋旺盛,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趋缓,将有5亿左右的国民(主要是兼业农户)长期工作和生活在乡(镇)村社会,村镇房地产价格升幅大于城市。(12月13日04:50) 预言4:村社共同体将成为农村农民最基本的组织制度,它是“统分结合”——基本经营制度和“村民自治”——基本治理制度的基本主体。“公司+农户”为主要模式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将让位于村社共同体主导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村社共同体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三位一体。(12月14日09:11) 预言5:为守住18亿亩耕地,城镇郊区的土地“农转非”和边缘农村的土地“非转农”实行增减挂钩,改进版的重庆“地票交易制度”将推广。新农村建设将以建设10万个中心村和5万个中心镇为重点,财政资源将集中配置到10万个中心村和5万个中心镇。全国将产生20万个农机化农业合作社和10万个专业化农业园区。(12月15日15:18) 预言6:未来10年,农村金融改革将以建设村社共同体内部合作互助金融——“内置金融”为重点,农村金融体系将形成“政策性银行批发——村社‘内置金融’ 零售”的基本格局。集体土地所有权可以在政策性银行抵押贷款,农户承包地、宅基地、住房和集体成员的份额地权、股权可以在“内置金融”中抵押贷款。(12月15日23:08) 预言7:城市人可有条件加入农村村社共同体,村社共同体成员可自由(有偿)退出共同体而市民化。城乡二元体制还将长期存在,但教育、医疗、就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城乡一体化。农民住房和城市商品房同样可自由交易,但要缴纳高额税费(村社内部交易除外)。帮助城市人下乡会成为一门很好的生意。(12月17日08:39) 预言8:传统农业农村文明会在“逆城市化”潮流中得以复兴,低碳环保绿色等理念会引导传统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创新、并赋予其时尚性。农业农村文明将具有很高的消费价值,有数亿万计的村庄将实现“农业服务业化”。像河南信阳平桥区郝堂村式的“新农村”不仅城市年青人趋之若鹜,也是城市老人养老的首选!(12月18日07:15) 预言9:落后地区农村将有70%以上的婚龄男人找不到伴侣,农村老龄化世界之最,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会臭名昭著,贫困地区的民族矛盾加深,政府“扶贫办”改名为“共富办”,民间公益组织和村社共同体会在扶贫和养老领域发挥主要作用。政府将鼓励农民生育二胎应对贫困和高度老龄化。(12月19日07:14) 预言10:“海选制”不再是产生村委会的唯一合法制度,“推举协议制”将成为产生村委会的主要制度。“十户长”将成为农村最基本的“政治人”,乡镇长、县(市)乡人大代表将由“十户长”直接选举产生,并法制化。十年后,县市长将不再是乡镇长的上级领导。党的基层组织(乡村)领导人也直接选举产生。(12月19日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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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刘健芝:念书应当有意义

十月 15th, 2011 by 小石

“念书应当有点意义,而这点意义又应当放得远一些,香港连着中国,中国又连着世界……”刘健芝经常这么说,这是她讲给学生的一句话,也是她用自己的人生实践着的一句话。 小学、中学、大学,读过了硕士、博士又在大学任教,刘健芝走过的是一条读书人的路。 读书到底为了什么?刘健芝不愿做一个单纯的学者,只是坐在书斋里写一些中规中矩、有很多注释和说明的论文。只有让思考回归泥土才能变成种子,并在行动的滋养之下才能长成大树,她希望走出去,走出书斋,走进书页背后的那片土地里去。 香港连着中国 刘健芝出生在五十年代的香港,小时候家里很穷,住的是山边自搭的木屋,一家人终日为生活奔波。很多同龄的女孩子未成年就进工厂做女工补贴家用,而她的妈妈宁愿付出加倍的操劳,希望子女读书、上大学。在清贫的生活里,妈妈的格言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除了贫穷,刘健芝成长的过程中充满了斗争的记忆,冷战时代的殖民统治之下,暴动,保钓运动,廉政风暴,抗争一波接着一波。现在人们提到香港,总说那里经济繁荣,政治清明,但这并非殖民统治赐予,而是香港人民用斗争换来的。那时候,香港的法定语文只有英语,为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香港人民、特别是香港的青年学生多年抗争。刘健芝1974年考入香港大学,大学期间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加入联合国、“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倒台,她和其他青年学子一样,关注自己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历史,希望看到中国的强大。那时候身边许多同学都加入到政治运动中,而刘健芝似乎对读书更感兴趣,几乎全部课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和体育馆里(她是香港大学的最佳女运动员),读了许多相关的书,不仅了解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也了解了英国不同地方的殖民统治,希望自己的视野里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国际参照。 毕业后刘健芝在政府工作三年,1980辞掉工作重回学校读研。因为有了一点积蓄,又申请了奖学金,度过了专心读书的六年。她读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鲁迅、巴金、茅盾,看到了政治变迁对底层人、对普通人的影响,同时也关注大陆的当代文学作品,关注“后四人帮时代”的中国。本科的师弟师妹常会向她请教一些与大陆有关的问题,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比如土改,“想想那时候蛮好笑的,不管他们问什么我都敢讲,装作很懂的样子,其实,我都是在拿到题目之后再去找书恶补,不过比他们早一个礼拜读书罢了。” 读书不仅仅是摆脱贫穷、改变命运的途径,刘健芝越来越感受到“知识分子”四个字沉沉的份量,读书不仅有用处,还应当有意义,与自己的国家、民族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意义。 冷战结束了,东欧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将往何处去?在当时的香港大学生中有一个自发性的三年读书计划,第一年,研究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历史,第二年做一些专题研究,比如经互会与布拉格之春,第三年实地考察,并与中国做一个比较。最初有200多人参加,到第三年的考察,由于经济原因只有12人成行。他们跑遍了东德之外的东欧国家,刘健芝还与一位同学去了莫斯科。没有老师带领,也没有严格的考察计划,他们只是想更多了解这些国家普通人的生活,尽可能与当地人交谈,不通语言就跑进商店里抄面包、牛奶和肉的价格,走到哪里,看到有关的英文书就买下来,带回了哈维尔的作品并进行翻译。 他们曾经以为,中国是一片苦难的土地,后来发现,每个地方都有苦难,这种苦难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的苦难,更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这些苦难又都与西方、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殖民地人民用起义、暴动、游行、示威摆脱殖民统治之后,人们因现代化带来的繁荣和富裕崇拜西方,另一种殖民,思想的殖民已经开始,却被忽视了。 刘健芝大量阅读当代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虽不见得都是亲身经历,却可以从中看到更多普通人的身影,看到每个人如何走过这个时代,刘健芝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中国的当代文学,莫言、张洁和王朔。 讲到这一时期文学作品里的农村和农民,刘健芝会给她的学生放一部电影《二嫫》。二嫫因为与邻居赌气,要拥有“连县长都买不起”的“全县最大的电视”——二十九英寸画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二嫫疯狂地、几乎自虐般地压面、卖面,离家打工,连续卖血,最终把这台电视机搬回了家。《二嫫》几乎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农村的一部寓言,农民面对的不只是外来的压迫,还有外来的现代生活对他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巨大的,几乎无法抗拒,不管它表现为买一台最大的电视机,还是走出乡村、追求那种电视里展现给他们的生活。不是说他们的想法错了,不是说农民产生这样的想法不应该,问题是:当现代化,这个巨大的吸引力将农民吸出去之后又会怎样呢?对二嫫来说,买最大的电视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但这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改善她的生活,硕大无比的画王君临小屋,占据了土炕,家里挤满了来看电视的人,精疲力竭的二嫫和家人只能蜷在一角。二嫫奋斗或曰挣扎的目的本是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 “香港回归”注定成为在历史上留下记录的重大事件,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则不存在一个仪式上的“回归”,不管曾经有过怎么样的阻隔,香港的普通人和大陆普通人的联系从来也没有中断过,不论是物资缺乏的年代里寄回大陆的包裹,还是大陆开放之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小团体,几十人、甚至十几人、几个人成立一个小小的组织,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到大陆贫困的农村找一个地方,建一所学校,或者办一个小小的社区项目。“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简称CSD)就是一个这样的团体,1993年,十几个同样关注中国问题的人成立了CSD,刘健芝为发起人之一,成员都是专业人士,学者、研究生、医生、护士、记者、编辑,旨在通过组织长远的社区发展服务以及研究,促进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增进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对大陆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参与。他们开读书会、举办座谈、出版刊物、自费组团去大陆、在基层开展项目,想用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的发展做些什么。 面对农村的贫困,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扶贫”,很多时候,扶贫变成了一种带着城市优越感的一次性施舍,无助于改变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不平等关系。生长在香港这个地方,亲身体验了殖民统治之痛,刘健芝和同伴们反对那种殖民主义心态的施舍式扶贫,更希望能够与中国农村最基层的人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因为刚好认识江西妇联的人,CSD就与江西省妇联合作在农村考察,要在贫困的农村找一个地方,尝试在不改变当地原有种植模式的情况下,通过妇女广泛参与推行文化教育、经济互助发展等计划。 1993年11月,刘健芝和同伴在妇联和当地政府的陪同下在万载县白水乡考察,他们认为乡政府推荐的项目点并不合适,在窄窄的土路上继续走了二十多分钟之后远远看到有一堆房子挤在一起,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开展妇女互助项目的地方,就不顾当地陪同人员的反对走了过去。一位农妇正在门前浇花,刘健芝上前问道: “我们可不可以进去喝一杯茶?” 就这样,CSD将项目点选在了永新村的两个村民小组:路下和湾里。永新村地处山区,人均年收入约500元人民币,共有居民300余人,16岁以上的妇女约有百名。在说服了半信半疑的村民之后,1994年5月,全国第一个妇女互助储金会——“路下湾里妇女互助储金会”成立了,村里每一位16岁以上的妇女都参与其中成了储金会会员(现有会员97人),通过民主选举投票选出5人委员会,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会计、出纳和保管。储金会奉行“集体参与、互助互爱、独立自主”的宗旨,独立运作,CSD平均每年来两次,与储金会商讨合作项目,对于储金会会务只给与意见,并不干预。当地女性在这一过程中学习怎样建立经济独立能力,增加社会发展中的机会和自信,CSD的知识分子们也在学习怎样认识中国的农村与农民,怎样与农村建立关系,同时双方也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互相学习。 “傻瓜”力量大 白水盛产龙牙百合,CSD参考菲律宾——日本民间香蕉贸易的做法在江西和香港之间开展百合另类贸易,缩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少中间剥削,让生产者得到更多的收益,凭借公平贸易而非别人的捐赠施与累积自力发展的资源。这个理念当然是好的,但提到第一年运销百合的经历,刘健芝说这件事办得“挺傻的”。 后来想想,那件事真的办得很傻,也很玄。百合收获季节,刘健芝和同伴带着CSD成员捐资购买的真空包装机、塑料袋、包装盒,以及垫付的收购费、工资、运输费等来到了白水。她还带来了十几位香港的大学生,与当地妇女一起,白天黑夜地干,收购、清洗、包装,他们分了班三班倒,刘健芝自己则一天到晚都在干,当地妇女看了都奇怪:“香港人怎么会这样?”包装好的百合需要冷藏运输到香港,这时才知道当时整个江西省只有两台冷藏车,找到了冷藏车又发现村里的小路太窄,大车根本就开不进来。终于将百合运到了香港,还要到处跑着去买旧冰箱,发动所有的亲人朋友提供自家冰箱的冷藏空间。百合放下了,必须卖出去才能变成钱,又动员了200多名义工,在全香港卖百合,地铁、码头、市场,整个暑假都在忙。后来,他们还与香港的佛寺建立了联系,由佛寺长期为他们提供免费摊位义卖。 这件事确实办得有一点傻,但有首歌是这么唱的,“傻瓜力量大”,也许只有傻人才会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不计方法、不计投入地付出,变不能为可能。 1994年夏天,CSD共将4吨新鲜百合运到香港义卖,扣除成本后得到利润4万元,经过储金会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分为三部分:30%用作分红,每人分红 160元;40%作为集体项目资金;30%作为教育基金。第二年利润5万元,30%分红,50%集体资金,20%教育基金。 储金会刚成立的时候,为建立信心,CSD承诺头两年不管销售成绩如何保证利润1万元,两年后取消保证利润。进入正常运行后,由于香港经济滑坡等原因利润逐年减少,但储金会一直坚持下来。储金会姐妹们自行开展一系列社区和妇女发展项目,建立图书室,聘请老师开办儿童学前班、作文及绘画班、妇女文化扫盲班,开展儿童早餐馒头鸡蛋资助计划,邀请基层医疗人员进行妇女健康教育,协办妇科检查,又铺设管道引入清洁水源,购置碾米机、粉碎机和打浆机,承包10亩山坡种植果树等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储金会建起了一座3层楼房,位于十字路旁,成为当地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同时也是储金会在村庄地位的象征。 多年来,CSD与储金会不间断地进行讨论或谓挑战与磨合,建房即是一例。储金会刚成立的时候,每有活动都要借用祠堂,而祠堂属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每次借用都要交租金。储金会经常举办活动,每周五为委员会学习日讨论会务,每周六则为委员、组长学习日,周日为会员学习日,还有帐目每月结算,年终大会等等,每到开会,周边的男人都跑过来看热闹,评头论足。储金会好几次想低息贷款建房子,但CSD都婉拒了,认为储金会开始之初应该发展其它社区项目,而不是把资源全部投放在硬件设施上。后来,储金会集体讨论通过了建房子的决议,动用五年积累的集体基金6万多元,在预算财政、选择地点、协调意见、与乡政府和村民小组讨价还价、请师傅测量土地、设计图纸、购买及搬运材料、调配会员义务劳动等等方面,全体会员积极参与,克服重重困难,平息内外大小争执,1999年终于把房子盖了起来。由于缺乏财力楼房只建了两层半,CSD佩服储金会坚毅的力量,捐助15000元,资助储金会购买材料建第三层会议室、阳台、小厨房,接自来水等等。 刘健芝常来储金会,第一年就来了四五次,和这里的姐妹们一起包装百合,一起聊天拉家常,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农村,终于从书本回归到了泥土之中。 在这里,刘健芝不仅看到了全球化、现代化价值观念辗压之下农村传统社区文化的解体,还看到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面临着危机,村里的妇女会将心里的秘密告诉她们这样的“外来人”而不是同村的姐妹。她在这里也见到了另一个版本的“二嫫”,有对夫妻都在东莞打工,在工厂里每天要工作十几小时,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完全是《包身工》里描述过的情景,两个孩子留在家里生活学习都很糟糕。刘健芝问他们这样背井离乡受苦是为了什么,得到的回答却是:为了让孩子过上好的生活。 储金会成立至今已经经历了十几年发展历程,除了改善妇女及其家庭经济生活外,更开拓了妇女个人及群体的新空间,她们彼此关系密切了,眼界开阔了,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CSD成员则“在与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既认识别人也认识自己,更学习自我反省。我们学习不蔑视也不美化农村,学习给予‘贫穷、发展、自主、民主’等字眼具体的历史脉络,学习了解农村复杂的权力图像,学习思索城乡共同面对的困境,学习探索改变现存的城乡关系的路向,还有,学习谦卑有耐性而又不失批判能力。” “奔头烂尾”互助储金会 在CSD倡导之下,江西的姐妹们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妇女储金会一直坚持了下来,为能够实现为中国发展做点什么的目标,为了筹措活动经费,刘健芝和CSD的成员也成立了一个储金会,他们的储金会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奔头烂尾”互助储金会。 CSD从成立之初就想在大陆做妇女健康项目,也曾在临近香港的广东做过许多尝试,但当地似乎对招商引资更感兴趣。有时,CSD带着资料和电视机、录像机租了车开过去想做这方面的宣传,却找不到放映的地方,最后只能去老人院转一圈了事。1994年,在完成了第一期销售百合的工作之后,刘健芝和同伴们再次来到南昌,闯进了江西卫生厅妇幼保健处的办公室:“我们是香港来的,想在这里做一个妇幼健康方面的项目。” 妇幼保健处的处长曾经当过赤脚医生,深知基层农村缺医少药之苦,愿意全力配合CSD的想法,将他们领到一幅江西地图前,告诉他们:已经有很多大的国际基金在江西开展项目。他指着渝水:“这个点目前还没有人去。” CSD的袁小仙和在大学护理系教书的陈小明在卫生厅有关人员的带领下去渝水实地考察,回到香港后兴冲冲地对刘健芝说:“我们的项目已经确定了,就叫江西省渝水区妇女及儿童健康计划。要在渝水全区范围内进行妇幼健康培训,项目要落实到每个村,包括乡村医生的培训。整个项目需要60万,我们出30万,当地政府配套30万。” 项目能够定下来是好事,但说到钱刘健芝和朋友们都愣住了:我们没有这么多钱呀。 他们都是工薪族,还要每个月固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在大陆做项目,平时都过着节俭的日子,为节约起见,刘健芝一直从家里自带午饭。对做一个项目来说三十万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他们而言,三十万,确实太多了。 为了筹措渝水项目资金,刘健芝开始到处找人,去找妹妹、同学、朋友借钱,先借来钱,许诺一年之后归还,为此CSD也成立了一个储金会,“奔头烂尾”互助储金会。刘健芝是这样解释的:奔头,就是有奔头,烂尾,则一语双关,希望它不是烂掉的结尾,而是一个灿烂的结尾。 他们拿出了自己借来的钱,兴致勃勃在渝水做项目,一有时间就跑到乡下去,刘健芝不仅自己去,还带着她的学生一起去,他们走进农户家里跟农妇聊天,问她们种什么,吃什么,问她们的收成,当然还要围绕项目问她几个孩子,怀孕和生产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平常有什么妇科疾病,孩子成长过程中求医的问题等等。然后他们与专业人士一起设计项目,办培训,印小册子,搞健康普查,忙得不亦乐乎。 这个项目整整做了三年,项目完成时,陪同他们一起下乡的妇幼保健处长拿出了一份统计表,是江西省卫生系统近年接受的项目资金统计,项目大都来自大的机构,资金统计以百万为单位,在统计数字的最后,小数点后有一个小小的尾巴,他告诉刘健芝:“这个零点三就是你们的,这30万是所有的项目里最小的一个。这些项目资金有的来自联合国,有的来自外国政府,有的来自大基金会,只有你们的钱是自己从工资里拿出来的,也只有你们这个项目真的做到了一户一户农民家里,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项目。” 中国连着世界 “现代化”是一个鲜亮诱人的果子,散发着繁荣和富裕的芬芳,它不仅吸引着农民、吸引着农村,也吸引着中国,自“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谈现代化。但是,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站在一个全球的高度历史地看待,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走欧美国家的那条路,在现代欧美的发展背后,留下了一个破败的非洲,一个血淋淋的拉丁美洲,那是一种强盗式的发展模式,想象这样的发展道路是不现实的。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下,“三农”问题日渐突显的中国将怎样走向现代化,走向一个怎样的现代化? 在提到中国农村、农民面临的问题时,刘健芝得到的最多的答案是“穷”。确实,中国的农村太穷了,农民太穷了,但是,是不是只要有了钱,一切问题就会解决了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去打工,常常是村子里的年轻人都走光了,只留下老人和孩子,没有文化设施,没有文化生活,没有医疗保健体系,挣到的钱比原来多了,但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乡村,村庄冷冷清清,人们情绪低落。 都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管走到哪里,刘健芝会先找当地的图书馆,在国内许多县城,有时出租司机都不清楚图书馆的方位,乡村则极少有图书馆或图书室。 我们理想的乡村文化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的社会里的人应该是什么状态?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的状态? 刘健芝曾经研究了冷战后的东欧,1994到2000年间,她受邀担任亚洲区域知识分子联合“亚洲交流”执行主席,2000至2003年任主席,去了全世界很多地方,菲律宾、泰国、印度、日本、韩国、埃及、巴西、墨西哥、秘鲁、阿根廷,看怎么能够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在我们的发展中少走一些歪路。 刘健芝曾经多次到过印度,她常讲那里卷烟工人的故事。在印度,手工制作“穷人烟”的卷烟工人是低贱的行业,忙碌一天卷烟上千只,收入只合人民币三元左右。他们有一个习惯,分成30-40人一组,每组由工人轮流朗读报纸和书本,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听读报念书,一边讨论。收工时都把一些卷好的烟分出三十分之一交给读报工人,让他能有同等收入。宁可减少自己的收入,也要听读报,他们虽穷,但活得有尊严。 这个故事发生在印度的喀拉拉邦。本来,印度给人的印象是“贫穷”和“落后”,喀邦尤其穷,这个邦人均收入低于印度平均,只有300美元,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贫穷程度可居世界前列,这里虽穷,但不破败,有着非常宝贵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经验。 在喀邦,有一种独特的氛围,一种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热烈的、充满希望和参与意识、有展望和前瞻的总体氛围。这里的男女识字率达到95%,平均寿命超过 70岁,高于中国,接近美国。与中国气味冲天的乡间厕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每到一处,不论是小学校、乡公所,还是普通农户家里,卫生间都干干净净;村子里医疗非常方便,超过了我们的大城市,也超过许多欧美的大城市,甚至让来自北欧的人类学者都感慨不已。更让刘健芝惊奇的是:全邦有9000多个图书馆,12000多间阅览室,平均每个乡有8个图书馆,10间阅览室。 喀邦能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把医疗、文化、教育体系建设得那么好,与活跃在当地的民间组织KSSP(“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密不可分。1962年,一些科学家想在民众中普及科学知识而成立了该组织,吸引了包括许多印度著名科学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并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最近十几年来,仅在喀邦成员保持四、五万人,高举“以科学推进社会革命”的旗帜,在农村实实在在地进行社区建设工作。 印度自建国后,一直花费不菲进行扫盲,但效果并不理想,在KSSP推动之下,1989年改为由政府出钱提供书籍纸笔,KSSP动员义工,在试点地区由一万五千义工为十七万人扫盲,每组由一人教十人识字,为期一年。试点成功后,KSSP动员三十万义工投入识字运动,到1991年4月,喀邦成为全民识字邦,完成了政府四十多年做不到的事情。继识字运动之后,他们与民众一起进行社区的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水源能源人源的现状调查,1995年,在少数几个具备了条件的乡组织“乡发展协会”,制订本乡未来十五年发展规划,为1996年开启的“民众规划运动”奠下基石。在知识分子推动、民众参与的过程中,逐渐在喀邦形成了有文化、智慧、自信、自尊的个体组合而成的社区群体。 刘健芝大量接触了KSSP的成员,发现他们无论是核心成员还是一般参与者,无论是普通知识分子还是知名科学家,无论是学院的还是非学院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行动的能力,刘健芝将他们称为“实践知识分子”。 刘健芝不仅自己多次到印度考察,还筹措经费,组织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流,有温铁军、戴锦华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有来自储金会的农家妇女王华连和许国兰,还有基层妇联的工作人员,也曾邀请了KSSP成员到中国来交流,希望能够互助借鉴,共同提高。 知识精英连着基层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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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通过手机来普及电脑和网络?

十一月 17th, 2009 by 小石

今天跟 @Alex 聊天,他谈到 “手机就是电脑”。 这话不是什么新闻,但我正考虑怎么回去给村民普及电脑知识的时候,这无疑是个重要的提醒。 我的问题是: 农村现在手机普及率已经相当高,但是许多村民对电脑和网络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偏差。怎么通过手机来介绍电脑和网络? 欢迎大家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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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潘家恩:发展的可能——南印度之行随感

十月 31st, 2009 by 小石

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民众科学运动”(KSSP)因其“促进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在1996年获得了被号称为另类诺贝尔奖的“优秀民生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KSSP的宗旨是:所有人都是发展的主体,所有人都有尊严,有价值,没有人应该被边缘化与被排斥。2004年初我访问了KSSP,在近一个月的行程里,我体会到了这种新的模式的巨大力量,它将我们的目光从“志愿者–>受益者”单向发展模式移开,激发我们思考发展的更多途径。 一. 不仅仅是科普   在南印度的每一天,我们都能接触到KSSP所推崇的本地民用科技(适用科技),如减少使用者(特别是妇女)健康损害的省柴灶,省电的日光管启动器,节约能源的煮饭保暖盒等等。这不就是科普吗?在国内,我们可以在小发明、小创新比赛上发现更多和更新颖的创意,也能买到已经市场化了的节能灯具。KSSP有何创新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参观了KSSP民用适用科技的产生与推广基地——综合技术开发中心(Integrated Rural Technological Center,以下简称IRTC)。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不同角度谈到他们在做这些“小”工作时的出发点。众所周知,做“发展”的一大困难是如何让科学走近需求各异、情况不同的大众。印度朋友用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提法:“在一个饥饿的人面前,即使是天神,也都将只是一块面包。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从大众的需求及已有资源开始,让他们感觉到科学与他们是有关系的。”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在发动民众参与扫盲、用本地方言翻译出版科普书籍的过程中,KSSP让参与者感觉到了科学的存在和科学的作用。他们还努力使科学简单化,帮助民众建立运用科学的信心。KSSP认为,在技术层面上的科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帮助民众掌握科学的看问题或生产生活的视角与方法。科学是为了社会的改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只供专业人士自娱自乐的学术名词。更重要的是,科学是有可能走近大众,并改善更多人的生产与生活的。在KSSP,科学被赋予了更多的张力与亲和力。   只有从服务对象已有的基础出发,“发展”才能真正开展下去。与IRTC所做的民众科学运动相类似,KSSP专门成立了一个教育改革中心,其工作就是发现、研究、并反思印度正规教育或教材中的不足之处,从而积极地寻求替代空间。整项工作虽不起眼,但它却凝聚起一大批对现代教育有不同看法,并愿意改革的有识之士;同时它还针对性地为另类教育找到了着力点。   在流行的单向的发展模式中,普通民众中往往被边缘化;而科学技术既可能被垄断,也可能由于推广过程中的单向做法,给普通大众造成信息不对称,而不能发挥作用。KSSP针对大众的科技推广采取了有别于利用固有渠道或市场化的开展形式。无论是街头剧场、民间艺术,还是火车上的科普读物,都是KSSP开展“走近科学,运用科学”的平台与载体。正是在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中,科学还原了它存在的意义。正是有着这样的理念,科普便不再只是纯粹技术层面上的科学普及。我们看到,在KSSP教给普通家庭用当地已有的原料,利用简单的技术,生产必不可少的日用品—肥皂的同时,他们还将小小的肥皂联系到全球化的大背景,给参与者讲述肥皂的历史,和跨国公司对肥皂市场的控制及对当地普通劳动者的不利影响。 KSSP的科普活动及其背后的理念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参与。在1989年到1994年由他们发起的民间扫盲运动就动员起了五百多万的志愿者帮助五千万人进行了扫盲,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至今男、女识字率都高踞95%以上。正是在手把手、面对面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人走到了一起,也增加了人们互相帮助的可能。 二. 参与的艺术   在南印度考察的全程中,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KSSP如何在不获取国外一分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广泛参与的背后又是什么?KSSP的服务对象明确是广大民众。“首先,我们承认并坚信普通民众有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真正的知识是不能按照阶层进行划分。我们要做的,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走到他们的生活中去,激发他们已经具备的潜能,让他们感觉到知识是有用的,自己能够掌握知识,并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会寻找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使得更多人有可能参与并互相影响……” 从身边开始,KSSP项目的整个过程都渗透着学习与参与的氛围,让人在合一的过程中得以提升。我们在IRTC所住公寓的就是一个例子。几年前,当IRTC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后,本地政府给予了一笔拨款以表彰并支持中心的工作。大家讨论决定用这笔款项盖几栋目前最急需的楼房。如何去完成这个任务本应是中心领导和建筑专业人员的问题,但别具匠心的KSSP成员却把它发展成一个“教学做”合一的过程。在整个盖楼过程中,中心工作人员和参加培训的学员一起围绕着“如何在农村地区盖既省材又舒适的实用住房?”的议题,共同参与了选点、设计、和建筑的全过程。建设这几栋简易但有特色的红房子,使许多人碰到了一起。他们虽然水平、认识不同,但人人都可以发表看法,充分体现出房子主人的创造性和参与精神。更重要的是,它将参与及培训的方法凝聚在了每个人的生产生活中。中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在七十多年前提出的核心教育思想—“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超越了时空,在异国他乡得到了体现。   用开放的心态和形式去动员和吸收更多人的参与,是印度同仁们多年来的重要经验。最初,KSSP是一个以“科学”为主要工作范围的人民团体。在1977年以前,成员的参与条件是交两篇科普文章。为了打破限制,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民众动员,1977年,KSSP决定将两篇科普文章的条件改为对共同理念的认同与实践。KSSP不愿把自己定义为NGO(非政府组织),而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一种开放的,反映社会变革力量的社会运动。这场社会运动包容并体现了更多民间的、底层的力量与声音。虽然KSSP的组织是松散的,但共同的社会基础和目标将成员有效的结合起来。KSSP没有一致的行动手段,但在共同平台上进行培训交流之后,其成员随时可能在各地生根发芽,影响带动更多社区创造力的发挥。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开放架构中,KSSP还发掘出了一股更为重要的力量—社区本地志愿者(村民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将会更直接、更持续地影响自己周围的人或事,起到KSSP成员起不到的作用。相比深入到乡村的外地的志愿者来说,村民志愿者真正来自大地,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在IRTC,我们参加了他们的一项实习:在烈日炎炎的中午,由乡村社区精英能人组成的培训班全体出动,到附近的乡村去做“水资源图谱”的练习。练习的目的是掌握调查社区中现有资源分布状况的能力,从而对本地资源进行更为合理的保护利用。参与者来自不同的乡村,他们回家后将会组织本社区成员开展有效的具体的调查工作。对比中国的农村,原来的乡村精英普遍到城市打工,乡村中只留下“三八九九六一”部队 。印度的经验让我们看到,社区中本身的资源才是农村发展的真正立足点与力量源泉。人力、资金、资源单向流往城市的抽血型发展,将会给乡村造成致命的打击。   在近十万人参与的2004年1月在孟买召开的第四届世界社会论坛上,来自全球各地关心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各界人士发出了共同的声音:反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对弱势群体进行剥夺。与其说KSSP是在反对抽象的全球化,不如说他们正在建立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社区认同”及有众人参与的“集体梦想”。KSSP承认并尊重乡村及其所存在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乡村生活方式有利于成员在社区层面上的合作并有利于社区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与”一词对于国内NGO及扶贫、发展领域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大白纸+记号笔+游戏”好像是当前国内“参与”的表象共性。相比KSSP而言,我们是否过于强调参与的工具或技巧,而忽略了对真正参与基础的培养?虽然我们也倡导参与并试图避免对弱势群体的边缘化,但过分强调形式很可能限制了参与者本身创造力的发挥。固定的模式往往可能游离于民众的真正需要,使得表面上的“参与” 变成了事实上的封闭。当中国还在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志愿者,以及如何更好地管理志愿者时,在我们的邻国,那些平常只被理解为被服务对象的村民们,已经用一种更为可贵的志愿精神和参与精神承担起了新的使命。 三. 政治边上的“政治”   “既然你们能够发动起数百万人的参与,为什么你们不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党,那样不是能更好,更快地实现你们的理念吗?”我们问KSSP成员。印度同仁这样回答:“我们的历史是一个不被任何僵化的概念及目标所限,不断学习新经验和真正服务民众的过程。如果非要谈政治,我们希望选择一种超越的、分权的及紧贴民众的态度,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政治’吧。”   KSSP看到,在二元思维下,对抗性的政党政治并没有给普通民众带来利益的最大化。在政党政治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政治游戏中,而规则的制订却由不得自己。KSSP所要做的就是将人从政治游戏中解放出来,而获得真正的人的提升。KSSP坚决不成立自己的政党,同时也避免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机构不断膨胀的组织。他们保持着来自民间、融于基层、松散灵活的形态,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体制化及背弃大众。KSSP避免发展的主流模式,而努力体现普通个人的尊严及价值。他们用各种办法分散组织的权力,帮助个体成员自我赋权,从而提高民众的独立思考、判断及行动的能力。KSSP虽然不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但他们的许多成员却是不同政党的党员。这样KSSP成员可以用更为调合、务实的立场来影响各自所在政党及其政策。多一分调合与“以人为本”,少一些对抗与“体制化的局限”,这正是他们独特的为“政”之道。 四. 行动者   甘地让全世界看到了行动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在甘地的故乡,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了一群可爱又可敬的行动者。接待我们的KSSP成员中有许多是大学教授,博士科学家,但他们没有高级知识分子的架子。他们从自己开始,用行动将科学与知识请下神坛,并在实践中向民众证明:掌握知识对自己是有用的。正是由于他们看到周围人身上的力量和潜能,反而使他们有了凝聚众人力量的可能。而很多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注重自己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上的光环,而与社会大众产生了距离,从而在实践中表现出强烈的“无力感”。   KSSP也面临着挑战。KSSP及同类组织不仅面临着成员的流动性加大与老龄化等问题,还面对着主流发展模式和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影响。人类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在所谓不可抗拒的主流发展面前,我们是应该被动地顺应,还是应该保持批评精神,用积极的态度去探寻其它的可能呢?KSSP的成员从自己开始,不将问题归结为制度、文化、政府、市场、或他人等外在的因素,而坚守自己的民众立场与独立精神。他们说,当面临挑战时,周围10%的人会坚决支持,10%的人会坚决反对,剩下的80%会等着看结果再决定他们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影响1%的中立者,我们就有可能最终赢得大多数,关键在于行动。   在行程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参观了KSSP的总部办公室。在这栋由每个成员捐助一个月薪水所盖成的楼里,我们见到了KSSP的前几任负责人。当我们围坐一圈,接过由他们组织普通家庭所制造的礼品——肥皂时,我们都被强烈地震动了。我相信,平常,在KSSP的周围,有这种感觉的人一定很多。 五. 孩子们的黄昏   在IRTC的一个黄昏,我经过一条幽静曲折的小道。前方落日余晖,一片修长的绿色椰林,远处点点飞鸟。前方小道上,两个五、六岁左右的女孩在玩耍。对我的到来她们全无陌生感,她们欣喜地迎上来,将一个不同肤色的陌生人带到家里,介绍给了她们的母亲。尽管我不谙英语,但我感觉到在语言之外我们也能交流。道别后,年轻漂亮的母亲倚在门上目送我远去,两个小女孩则一前一后地在我的周围,蹦蹦跳跳地送了我好远。我感觉到未尝有过的祥和与安宁。我羡慕这两个孩子,也许她们没有现代玩具,但她们却拥有这么好的黄昏,有无数的飞鸟为她们唱歌、辽阔的草地供她们嬉戏、无限的空间可供她们放飞梦想。更重要的是,她们自己就是这个美好黄昏的主人,她们可以迎接陌生的远方来客,并且享受每一个过程中的快乐。在她们的世界里,还暂时没有由现代市场、传媒、广告塑造出来的“快乐样板”,她们身处一个由自然、人性、亲情、友善编织的环境中。   然而当这一切被现代发展逻辑所驾驭的时候,世界便缩小到了一系列窄小的条件式命题中:只有拥有财富,人们才能快乐(健康);只有参与激烈的竞争,人们才能拥有财富;只有拥有越来越多的资源,人们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然而资源是有限而不可再生的。美好的事物被少数人垄断,留给普通大众的,只是这种发展所剩下的残羹冷炙,以及赶不上发展潮流的普通人的叹息与怨恨。   我感慨这两个印度孩子的幸运,在她们的周围,有一群人正在努力创造一个世界,那里的美好的黄昏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同时,我又不禁担心这些孩子的将来。是否她们会成为被“发展”边缘化的对象呢?另外,还有许多同样可爱的黄皮肤小孩和黑皮肤小孩呢?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避免陷入毫无价值的状态之中。南印度之行给了我丰富的想象空间,它让我用多维的方式去思考,去探寻可能的另一世界。我耳边时刻萦绕着我们印度之行中唱的最多的一首歌:“We shall over come (我们终将克服)”。 选自:http://www.desert.org.cn/zccg/xx_0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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