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伦理本位的社会

大家都知道西洋近代个人主义抬头，自由主义盛行。他们为何而此？这全从其集团生活中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西洋人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不过从前的集团是宗教教会，后来的集团是民族国家。
 
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重，人人皆知。按理说：是人类都有夫妇、父子，即都有家庭；何为而中国人的家庭特重？家庭诚非中国人所特有，而以缺乏集团生活，团 体与个人的关系轻松若无物，家庭关系就特别凸显露出来，像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我们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宗教不像宗教，或原不是宗教；中国的国 家不像国家，或原不是国家。此其分析殊非片言能尽，然他们那一种放任精神，可不待言而共晓。松于此者紧于彼，此处显则彼处隐，一轻一重，为主为宾，两方社 会对照，虽其分别都不是绝对的，然趋向根本不同。
 
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何为伦理？伦即伦偶之意，就是说：人与人都在想关系中。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父母兄弟等），人生将始终在与人 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既在相关系中而生活，彼此就发生情谊。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关之人，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也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
 
集团生活中每课其分子以义务，那是硬性的、机械的；而这是软性的、自由的。在集团生活中发达了纪律，讲法而不讲情；在这种生活中发达了情理，而纪律不足，恰好相反。
 
西洋始既以团体生活过重，隐没伦理情谊，继又以反团体而抬高个人，形成个人本位的社会；于是他们的人生，无论在法制上、礼俗上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概念出发。
 
伦理关系发达的中国社会反是。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在欲望中则自己为主），故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
 
试从社会、经济、政治三方面比较来看：
 
社会方面——
 
于人生各种关系中，家乃其天然基本关系，故又为根本所重，谓人必亲其所亲也。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其悲不伤。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心理共鸣，神形相依以为慰，是所谓亲亲也。人生之美满非他，及此家庭关系之无缺憾；反之，人生之大不幸非他，也即于此种关系中有缺憾。鳏、寡、 孤、独，人生之最苦，谓曰无告，疾苦穷难不得就所亲而诉之也。
 
此其情盖与西洋风气，不孤而孤之（亲子异居，有父母而如无父母），不独而独之（有子女而如无子女），不期于相守而期于相离，又乐为婚姻关系之不固定者，适异矣。
 
由是而家庭与宗教在中国人身上占极重要位置，乃至亲戚、乡党亦为所重。习俗又以家庭骨肉之谊准推于其他，如师徒、东伙、邻右，社会上一切朋友、同侪，或比于父子之关系，或比于兄弟之关系，情义益以重。
 
举凡社会习俗、国家法律，持以与西洋较，在我莫不寓有人与人相与之情者，在彼恒出以人与人相对之势。社会秩序所为维持，在彼殆必恃乎法律，在我则倚重于礼俗。近代法律之本在权利，中国礼俗之本则情与义也。
 
经济方面——
 
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也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也为共财之一种。兄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 人兄弟以其讫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在西洋则父子、夫妇异财，其 他无论。在西洋自为个人本位的经济，中国亦非社会本位的，乃伦理本位的经济也。
 
政治方面——
 
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又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举国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谊化之。
 
以视西洋近代之自由主义的宪法，在政治上又见出其个人本位与国家想对待者，又适不同。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但此共产，其相与为共的视其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也要看这财产的大小；财产愈大，将愈为多数人所共。盖不但亲厚者共之，即对较远的伦理关系，也不能不负担一些义务也。此其分际关系自有伸缩，全在情理二字上取决，但不决定于法律。因根本上没有一超伦理的大团体力量（国家权力）为法律所自出。说到政治，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 家伦理的相安——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的关系各作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理想要求，更无其他。这与西洋近代国家以法律保障个人利益为 其责任者，迥然不同。
 

乙：职业分立的社会

在西洋社会中，中世纪时是农奴与贵族两阶级对立。到了近代，农奴因着工商业兴起都市发达而解放；但又转入资本家与劳工两阶级对立。所以西洋始终是阶级对立的社会。
 
然中国社会于此前后二者，一无所似。
 
何谓阶级？俗常说到阶级不过是地位高下、贫富不等之意；那其实不算什么阶级。此处所称阶级乃特有所指，不同俗解。在一社会中，其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有分属于 两部分人的形势——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生产工作有分属于两部分人的形势——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生产工作乃委于另一部分人任之；此即所谓阶级对立 的社会。如西洋中世纪时，土地都属于贵族领主，乃近代的工厂机器又属于资本家；而任生产工作之劳者，若农奴、若工人，均不得自有其生产工具；遂造成剥削与 被剥削的两面。从其为一个社会的两面，则彼此为相关系的；从其为两面的一个社会，则彼此为相对立的。中国社会则没有构成这两面。其所以没构成两面，即在其 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所垄断的形势。为什么无此形势？有三点可说：
 
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
财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
蒸汽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亦无之。
 
由于前两点，让中国社会不得有土地垄断，如封建社会者然。本来，从第一点土地自由买卖，与封建社会已经不同，土地已难垄断。再加以遗产均分之第二点，更使土 地分散而不能集中。河北省有句谚语：“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此可见土地时有转移，贫富随有升沉，垄断甚难也。由于后两点，让中国社会不得有 资本垄断，如近代资本社会者然。有人说：封建制度之核心，即长子继承制。西洋为什么能由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即是因为长子继承制之故——因为长 子继承制，所以在封建制度中已为他造成一个集中的力量，容易扩大再生产。考之英国社会转变，可资佐证。那么，中国之所以始终不能成功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 于遗产均分的缘故。再加没有发动机的发明，小规模生产颇有他的方便，大规模生产无甚必要，资本垄断之势更造不成。无垄断即无阶级。生产工作者（农民、工 人）恒自有其生产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 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阶级社会耳。
 
阶级社会与职业社会之两种不同构造，不但表现在经济上，同时也表现在政治上。中国不似西洋中世政权垄断于贵族，而很早发明了官吏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人自己也许不以为异，但在留心世界文化问题的人看来，真大有注意价值。所以罗素曾说：“中国文化有三种特点：一、没有宗教，只讲孔子的道理；二、文字以形体为主，不随音变；三、官吏制度发明特早，与贵族分为两事。”盖在从前西洋贵族和 官吏只是一个观念，殆不可分。但在中国上而“宰相须用读书人”（古语），下而县令亲民之官吏决不是贵族。所有官吏大抵是士人通过考试制度而来的；而士人则与农、工、商并列为四民，“禄以代耕”，也不过是一项职业，为构成此职业社会不可少之一种成分而已。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谚语，可见其缺乏阶级分界，而政权实有开放给众人，让大家都得参预的机会。此与西洋中世比较，显然是有职业性而无阶级性。
 
西洋近代自特权阶级被推翻，乃又以经济上之个人本位、自由竞争走入另一形式之垄断，形成资本阶级。其不同于前者：一则，在前经济是随着政治而垄断，此却以经济上趋向垄断而政治随之；二则，在前贵族和农奴两阶级直接对面，此却于资本家和劳工两阶级有政府官吏之第三者缓冲。奥本海默（FranzOppenheimer） 著《国家论》，以官吏制度为近代国家一崭新要素，如果没有他，则与封建社会即无区别；因官吏从国库得俸给，乃与剥削分开，不使两阶级正面直接相对抗，而多了一个转折，比较地能顾全大局，主持公道。他认为必由此才可以转出一个更新的国家，消灭了阶级，政府官吏更纯粹无偏党为公众作事。而旧日的中国，据他看，颇近于此未来的新国家，与西洋过去及近代构造均不同。其言盖正有所见。
 

丙：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之交相为用

中国既为伦理本位，又为职业分立的社会，其间交相为用，互有助益之处甚多。
 
且从职业分立所影响于伦理本位者言之：
 
第一层，以无土地的垄断，无资本的垄断，而且从生产技术上看，小规模有其方便，大规模经济经营无甚必要，所以让社会上这些个小农、小工、小商，零零散散地各 为生业，各自关门过日子。无论种田、做工或者做买卖，全靠一家大小共同努力；所谓“父子兵”，天然地成为相依为命的样子。其伦理关系，安得不从而益加巩固密切！
 
在西洋社会则不然。中世农奴无土地，无自由，固无合一家大小以自营生业者其事。近代大工厂、大公司起来，更将一家大小拆散为男工、女工、童工，各自谋生，几乎不必相干；家庭且为之破坏，遑论伦理关系。
 
第二层，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政治上的权、经济上的富，既垄断于一阶级，则多数人殆非革命即无以开拓自己的命运。若中国之职业分立的社会则不然。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由是有家世门祚盛衰等观念，或追念祖先，或期望儿孙，父沼其子，兄勉其弟，使人倍笃于伦理而益勤于 其业。大抵阶级关系太强，则伦理观念淹没不著；反之，阶级分化不著，则职业自营乃大有助于伦理也。
 
从伦理本位所影响于职业分立者言之：
 
以其为伦理本位的经济，财产不属于个人所有；而视其财产大小，隐然若为其伦理关系亲者、疏者、近者、远者所得而共享之。即财产愈大者，对于其亲戚、朋友所负 担周助之义务也愈大。此大足以减杀经济上集中之事。消极不使趋于阶级对立，即是积极助成职业分立。遗产不由长子继承，而兄弟分财，朋友通财，或以之培益共 财。在西洋恒见其积个人之有余；在中国恒欲以补众人之不足。在西洋人看钱是让人更能赚钱的，钱多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以为钱是让大家花的，钱多用在消费上。一则由自由竞争，趋于生产本位，演为资本社会的阶级对立；一则由伦理相保，趋于消费本位，终不演成阶级。其关键无非在个人本位与伦理本位之不同。此伦理本位所以大有造于职业分立也。
 
经济上之垄断不成，政治之垄断也不能有。在昔西洋贵族为政以治民，此则官吏、贵族分开两事，而有以考试制度取官吏之制。政权之相对的分开，许人人得有机会参与其事，乃更以减免经济上之垄断趋势，而稳固此职业社会焉。
 
经济、政治二者交为影响，互相顺益，一归于无阶级。阶级统治之不成，而中国政治乃不得不伦理化；由政治之伦理化，乃更使社会职业化。职业又有助于伦理。伦理与职业辗转相成，彼此扣合，其理无穷。
 
“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八个字，说尽了中国旧时的社会结构——这是一很特殊的结构。
 
——摘自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甲部“认识问题”。

TEDtoChina ：把TED演讲带到中国
http://tedtochina.com/
这一年，TEDtoChina不仅把TED演讲带到了China，也把“公开课”的理念带到了China。并随着网易、新浪、搜狐等几大网络媒体的跟进，以往教育部门依托本科教学质量提升建立起来的公开课资源也重新得到重视（如国家精品课程网）。近期又涌现出中国网络电视的“中国公开课”、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爱课程”等等，高等教育领域的开放课程资源正日益丰富，且将进一步增加。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寻求改善中国教育现状的具体方法
http://t.cn/SJoNlO
这一年，我们看到哈佛大学及波士顿其他高校的中国留学生开始聚集到一起，分析和探讨中国教育的问题，交流各个团队在中国目前开展的教育实践，并不断在汇聚更多有志改善中国教育的年轻人。

青番茄：把图书馆办到家门口
http://www.qingfanqie.com/
这一年，手机阅读正在迅速崛起，青番茄却“逆流”而动，以每企一馆、每园一馆、每校一馆的方式，把图书馆办到了家门口，并且免费借阅，送书上门，为全民阅读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淘宝大学：一所职校的“生计教育”
http://t.cn/SJoN8B
这一年，一所鼓励学生在淘宝上开店做生意的职业技术学校备受瞩目。该校四分之一在校生创业，60%的人生活费自理，网店级别可代替学分，已有多名90后百万富翁。在从乡土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型中，一所地方职校选择了挑战现实，探索自己的商业教育之路。

老罗的演讲：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II
http://t.cn/S7td5f
这一年，老罗为教育培训行业乃至所有教育人树立了一个标杆。尽管他的英语培训仍然像个在网络上卖地瓜的（毫无创新），但无数青年愿意看到他的崛起，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向这个日益稀薄的社会，输出了什么叫做正直、勇敢和诚恳！

南科大风波：“要改革，不要口号”
http://t.cn/a94lE2
这一年，香港科技大学援建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宣布退出“南科大教改”并直陈：南科大应该做的是回归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回归建设一个新大学的基本工作（管理团队组建、学科架构设置、教授团队招聘、教育大纲及培养方案设置等），回归基本管理制度机制建设，这才是正途。

党校改革：“靠红头文件保你，不是真本事”
http://t.cn/h4nHFP
这一年，各种备受关注、富于争议、题材敏感的案例，成为广东省党校学员的讨论内容，模拟新闻发布会更挑战着每个学员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面对各种阅历丰富的学员，党校的教学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柴静专访中国最年轻博士：要求父母全款在北京买房（视频）
http://t.cn/SJopK9
这一年，“神童”遭遇柴静的嘲弄。当我们不再正视“神童”仍是未成年人，以及”神童教育“对”因材施教“的追问，柴静冰冷的眼神叩问的就不再是我们”升级打怪“般的教育，而是对一个少年残酷的嘲弄。（另参: http://bit.ly/vbdp9O）

大学生短期支教遭质疑：“叔叔阿姨，请你们别来支教了”
http://t.cn/SJopOS
这一年，仅某大学就有近100个团队在暑期社会实践中，参加支教活动；这一年，对大学生支教的各种质疑也纷沓而至；这一年，许多NGO和媒体对大学生采取了极为不友好的做法；这一年，许多参与过和即将参与支教的大学生在反思！

梁文道：青春可以浪费（视频）
http://t.cn/SvdWWO
这一年，梁文道以一个香港文青的成长经历和感受，为当代大陆年轻人“背书”，告诉年轻人不必纠结于车房，用时间换视野未尝不可，鼓励青年人摆脱习俗的束缚，坚定地走好的路。这些话，成为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一个最强音。

安芯的间隔年
http://t.cn/hbIPNi
这一年，在潮水般的升学、就业等社会压力面前，一些青年人开始选择用旅行的方式寻找自我，并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共鸣。

黄油青年会议：给梦想抹上黄油
http://t.cn/aox9cW
这一年，一个叫“青年志”的青年调研团队，鼓励年轻人带着自己的梦想、热爱、正在进行的项目、生活中的思考等等，来参加一个每月一期的”青年黄油会议“，分享彼此的故事，并成为了一个激励和启发许多青年人独立思考和追求梦想的交流平台。

快乐小陶子：流动儿童图书馆
http://t.cn/hb6Efl
这一年，一个自称”快乐小陶子“的故事妈妈，安庆华女士，通过自身的示范鼓励志愿者和妈妈们为孩子读书，并为志愿者和妈妈们提供装满绘本的拉杆箱（”流动图书馆“）和一个辅助的检索阅读资源的博客（”儿童阅读导航“），让阅读走进了许多城乡的社区、家庭，给阅读推广带来了一股强劲而又温暖的风暴。

北师大张燕教授：学前教育没有权威！
http://weibo.com/1191575751/wr0w33d1Ky
这一年，北师大学前教育学教授、非正规学前教育实验“四环游戏小组”（http://www.mysihuan.com）的发起人张燕老师，不仅曾掷地有声地说：学前教育没有权威；而且按照儿童观、学习观、教学观、办学观等几个层面来分解问题，认真汲取各个层面上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教育工作者、政府和社会等多方面参与办学，提供了一个科学而又开放的合作架构。

“教育家的三条标准”，不敢苟同！
http://weibo.com/1191575751/xD2QAq1Dg
这一年，即将年末的时候，顾明远老师（北师大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在京师教育论坛上提出了“教育家的三条标准”，实在让人费解，不敢苟同。老百姓关注“教育家”，是因为希望有人能为解决当前的教育问题提供清晰的思路。而搞教育的人不解构这个话题，却跟着讨论什么是“教育家”，这又是为什么nie？

焦建利译：《世界是开放的：网络技术如何变革教育》
http://t.cn/aBVmgk
这一年，柯蒂斯•J•邦克这本通过丰富的案例，描绘未来社会的学习图景的书，一经华南师范大学焦建利教授（新浪微博：@焦建利）的翻译引入国内，就迅速在教育技术及相关领域，点燃了一股讨论开放教育的热潮。但其实静下来，你可能又会发现，在喧闹过后，这本书带来的又未尝不是一股清新的空气。

另附：

新浪（联合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1年度教育十大新闻
http://edu.sina.com.cn/l/2011-12-10/2344210279.shtml
网易：2011年教育大事盘点；
http://edu.163.com/special/2011news/
腾讯：2011年度教育关键词：
http://edu.qq.com/zt2011/2011eduword
中国网：2011教育年终盘点；
http://edu.china.com.cn/2011zzpd/node_7144806.htm
杨东平：“盘点2011：教育的失望和希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471c80102dtwa.html

（2011年12月31日，图文版首发于 CapeChina )

第一篇文章：儿童游乐场里玩出来的社区建设

KaBOOM! （维基百科）从“玩”入手，而且从“玩”的最原始状态入手，的确出人意料。06年我在上海做大学生杂志的时候，和几个编辑讨论应该大谈玩的价值，我和陈露他们也一直在谈“玩转乡村”、“玩转大学”等，近期我也尝试着把体育、音乐、美术等放入整个中小学课程体系的框架中来考虑。另外，我对各类有组织的篮球足球运动和业余俱乐部的价值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玩”的最原始状态还是认识不足。

此外，这个案例中，对社区建设和志愿者管理等方面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有没有人进一步研究一下KaBOOM!，并对我们的城乡社区的基本情况做一个分析，看看类似的项目如果挪用到国内来的话，有没有可操作性？

第二篇文章：此善非善？以市场原则看慈善业薪资问题

“丹哥哥”对慈善薪酬问题的思考，和我最近的一些思考不谋而合，不过有些话我觉得还可以再深入一点探讨。比如，NGO的薪酬问题可能应该分两层来考虑，即：

• 首先要区分传统慈善（社区组织、“零管理费”）与现代慈善（专业组织、“专业人员薪酬”），在肯定传统慈善的价值、并激活传统慈善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出现代公益组织的特殊价值，这时讨论“NGO从业人员薪酬”问题才有正当性、“合法性”；
• 其次，在正当性的基础上，才能薪酬高低问题，并透过薪酬高低才能进一步追溯公众在薪酬问题上，对于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双重标准问题，及其危害，以及这一转型背后的理论认识问题。

另外后一个问题。可以从“价格机制”的角度来看：

• NGO的服务定价，是我花了多少钱，我就只能申请多少钱，而不是我的服务值多少钱，然后你给多少钱？
• 也就是说，NGO领域实际上一直是按照成本来定价，如果是这样，NGO实际上就没有剩余的“闲钱”来搞研究，改进技术，聘请人才等。
• 我们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首先就是从改革价格机制开始的，释放企业主体的活力。因为价格机制的改革，才等于允许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竞争，赚取“剩余”，激活企业的动力。
• 我不知道以前国营企业，是不是也都是这么回事，一个个被按照成本定价捆得死死的，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动弹不得，最后活活被困死。
• 所以谈社会企业等，一个核心可能是自由定价和价格机制转换的问题。即公益领域也要进行一场更深入的市场机制改革！

讲者是一位深受网民欢迎的律师，他以案例的形式，介绍了技术突破曾经给法律、商业、文化带来的冲击。尤其是谈到，广播电视等曾让我们从“读写文化”走向“只读文化”，扼杀了大众在生活和文化上的创造力，现在网络又让我们从“只读文化”回归到了“读写文化”；今天的孩子已经生活在一个随时可以用各种数字技术进行混搭和创造的时代，我们不能仅仅“面对现实”，固守自身的商业利益，僵化对于知识产权的认识，而让他们永远生活在“地下”，并认为法律就是敌人，还应该“面向未来”，参与知识共享，释放数字文化的活力。

推荐给大家：http://t.cn/zOcGc3J

第一封信中：

关于“家庭教育”，我首先在想这么几件事：

1、不管是在孤儿院，还在家里，首先孩子成长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如果都尊重孩子成长的基本规律，是不是就没有必要谈什么家庭教育不家庭教育，而是不管学校、家庭、社会都遵循孩子成长的基本规律就可以？

2、“家庭教育”是要教育家长，还是教育孩子？是学校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做到位，需要家长帮忙，还是家长的教育观念不到位，要教育家长？亦或是各个家庭在教育孩子上有不同的经验，学校教育没有，要从各个家庭来挖掘和整理？等等。

3、早期似乎因为“家庭教育”解决不了的许多问题，才产生了“学校教育”，并因为学校教育的兴起，很少再谈家庭教育。现在“家庭教育”这个话题又是在什么情况下，重新成为今天的“热词”？或者说，学校教育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使这一问题凸显出来？这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等有多大的关系？即这是否首先和我们不再谈“四有新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做一个“又红又专”的“螺丝钉”，放到那儿在那儿闪光等“理想教育”，而开始由我们学生自己和家庭来决定孩子的未来密切相关？

4、在这种转型而且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中，许多家庭的选择困境是什么？几年前，我首先在关注的一件事是，以往家庭通过孩子周围的“榜样”或“引路人”，比如孩子的叔叔姑姑、舅舅阿姨等来给孩子们一个引导，帮孩子答疑解惑，顺利度过成长和青春期的困惑等，但随着今天的孩子接触的事物和信息越来越丰富，这种与“又红又专”并行的、原有潜在的指导体系在逐渐解体。（旧帖：青少年成长小说研究的启示）

5、在多元化的社会里，很多现象和问题可能超出了孩子和我们普通家庭的认知和理解范畴，即新的指导体系，可能需要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和专家学者来提供支持。但问题是，目前谁又是专业人员和专家呢？靠谱吗？

6、目前家长普遍关注的问题都有什么？哪些又是搞学术的关注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问题列表有什么差异？哪些是真实的问题，哪些又是搞学术到处乱贴标签？

7、教育孩子的经验，是首先应该从家庭经验的挖掘和鼓励家庭之间的相互交流入手，还是首先从目前各类教育专家、新闻媒体的“实验”、“理论”入手？

8、什么是心理有问题的孩子？问题从哪儿来？问题又如何化解？马斯洛和弗洛伊德有什么差别？马斯洛为什么要研究“自我实现”的人？“层次需要论”在促进“家庭教育”经验的挖掘和交流中又提供了什么启发？

9、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首先也面临一个经济学所谓的“自由与管制”的问题？或者说，“家庭教育”中，是否也有一个“议事规则”的问题？抑或，“家庭”又是什么？如果把家庭作为孩子以及所有成员共同成长的一个“开放平台”的话，又该如何看待？

可能比较乱，而且脑子里头绪很多，我也来不及梳理，权当一点参考。

第二封信中：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点无用的分析，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的改革，同样适用于孩子的教育。而某种意义上，我们和家长的对话存在错位。

一方面，看不到发展，现实会在重压下逐渐扭曲，滋生出各种问题，而事后医治，又往往事倍功半，反之，发展问题比较明了，本身又可以使许多问题消解；

另一方面，当前家长和社会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孩子的发展问题（或生存问题），其次才是我们喜欢谈论的“健康公民”等问题。

（当然，我们日常所说的“发展”和现在备受质疑的“发展主义”还是两码事。）

即在你的列表里，所谓“家庭教育”和“职业教育”，可能应该合二为一——“职业教育”。但你说的“职业教育”，我们可能要另外探讨。

附：对于马斯洛和弗洛伊德，我的理解是，马斯洛并没有沿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或者说“病态心理学”）的老路，而是通过探讨“自我实现”的人，构建了一个理解个人、组织乃至社会的基本认知模式（“层次需要论”），即通过探讨个人、组织和社会的未来，寻求东方哲学所谓的“无为而治”。

我发觉，在中小学现有科目之间，可能遵循这样一种逻辑：

• 语文、英语、历史等是教大家感知和描述自然、历史和社会的（概念模型），
• 数学是提供了一个理解自然和社会的基本工具（数学模型），
• 科学首先是从物理、化学起步的，提供进一步的解释（物理模型），
• 而音乐、体育、美术等更多的是培养我们的各种感觉系统（现实模拟）；

也就是说，在整个课程体系里，音乐、体育、美术等活动课要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1. 体育、音乐、美术等活动课是整个课程体系的基础；
2. 语文、英语、历史等重点首先在于参与对活动的观察和描述；
3. 数学的重点在于帮助我们简单梳理这些现象、问题，及感知规律的存在等；
4. 物理、化学等则进一步揭开我们周围宏观微观世界的奥秘，为我们的人生开启了一个不断追问“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科学探究和理性思维的历程。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欧美很多国家，在学前教育阶段，只是让孩子们玩、画画、唱歌了什么，然后在中小学、甚至大学，体育活动都是整个学校的一个中心。他们是鼓励孩子直接参与生活，然后才是观察、记录，然后才是理解，并去学习组织各种活动，从简单、到复杂。但这一套逻辑，对我们许多师生和家长来说，可能是比较陌生的。

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课程体系的设计，实际上是非常考究的。在一个以“团体格局”（社会学用语，参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有关“差序格局”的篇章）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里，体育、音乐、美术等活动课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训练过程，而这是我们忽视的。这个课程体系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科学思维”的培养。也就是说，“团体格局”和“科学思维”是这个课程体系的两大重点。

我还没有翻阅当前的课程体系产生的一些背景资料，只是一个大致的猜想，欢迎提供相关资料。

2、 我曾经设计过“国家土地银行”+“社区土地信用社”＋“农民社保体系”的土地金融社保制度，帮助农民产权变现、流动、增值和农村社保制度建设。主张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土地银行抵押，农户土地承包权邓在社区土地信用社（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抵押，用农民金融收益和财权收益建立农民个人社保帐户，并与国家的社保制度对接。（摘自李昌平：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

最近读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先生的文章，深感他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解读，可能是我们非常值得我们读一读的。在这里，转一段沟口先生访谈录中的一段话：

沟口：这次我写〈辛亥革命的历史个性〉这篇论文以后，我发现了一点。例如，“自治”这个概念，在欧洲出现的契机来源于权力斗争。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下，因为没有迁徙自由和商业自由，所以商人阶层才开始追求自由，进行权力斗争，进而发展为“自治”精神。然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根据夫马进先生对善堂、善会的研究（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97年），例如清代盛行的一种慈善活动、公共活动等就相当于西洋的地方自治。它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明末的功过格和乡约运动，或者一种道德振兴运动。我在读东林党的文章时发现，乡村的乡绅们竞相做出善举，例如救助饥饿的人或者扶养被弃养的孩子，这就是他们的起源。后来逐渐发展到黄宗羲所主张的“地方的公务由地方自己掌握”这个观点。这就是中国自治概念的成长史。可以说自治是出于道德性动机。但是所谓的道德，也包含着通过善行让自己将来变得幸福这种因果报应的动机。不久这种善举开始扩大到修路、架桥、修运河、设立书院、医院等公共工程或者公共事业上。以十八到十九世纪的白莲教和太平天国运动为契机，县级水平的“乡里空间”开始扩大到省级水平。在省级水平的“乡里空间”里，为了自卫，各省还组织了保甲组织，并逐渐发展成军队组织。各省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也蓄积了力量，甚至发表了独立宣言。辛亥革命就是来源于乡村自治主义。乡村的构成是官、绅、民共存的复合空间，皇帝也奖励这种慈善活动。这个说法和一直以来大家提出的“体制-反体制”二项对立模式有所不同，只能期待你们来继续研究了。我认为，中国“自治”的来源并不是出自权力斗争，而是出于道德仁爱的公共活动，在这种模式下逐渐发展成革命力量。

——摘自：“村田雄二郎等：沟口雄三氏访谈录”。

文中提到的“辛亥革命的历史个性”，我没有找到，但看到了这篇沟口雄三的“辛亥革命新论”；另外，这是孙歌女士写的：“送别沟口雄三先生”，有对沟口先生学术生涯的简单回顾；最后，感兴趣的朋友，这儿是已经出版的：沟口雄三著作集。

Suise的问题很细致。但从回应的情况来看，我的感受是，有的同学实习的时候可能事前没有太多考虑，因此重点可能是怎么围绕他们的实习过程和事后的反思来提问。

另外就实习过程的问答情况，我注意到Suise很注意观察大家的希望、落差以及中间的心理反应和斗争，但还没有引导大家来描绘大家眼中的实习单位，比如：.

1、组织结构、角色分配、角色间的交互、办事风格和行事规则、以及组织的相关资源和链接等；（实习单位的一些基本概况）

2、包括实习经历中，大家感受到的该机构典型事务和工作情境，以及哪些角色处在这些典型事务的中心，又如何来调配各种资源，并运作和保障实施等；（实习单位的核心业务）

3、进而也可以探讨，是什么信息触发了该机构产生反映和执行这些事务，他们主要都响应哪些信息，又如何响应，也就是说，从一个机构整体的角度来说的话，该机构是如何接受信息的输入，又如何输出信息，进而中间又是怎么加工和处理这些信息，机构内部怎么通过制度和人员的安排来解决这些问题；（实习单位的运作机制）

4、回过头来，再看看该机构所倡导的核心理念是什么，而大家对该机构的认知是什么，而作为实习生，有机会亲密接触这个机构，又有什么样的观察和体会，等等。（对实习单位的社会形象再认识）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了解各类组织，是我们了解社会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对这些组织和社会的认知，也是我们人生中形成各种选择和判断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从国家、社会的旅行，到进入到各类组织的内部，在组织内部进行旅行，并分享各类组织的运作机制和原理，包括现状和问题等，这类观察和反思，对于青年成长和社会的发展，乃至教育的变革，可能意义非凡。

另外，除了这些组织运作的基本知识，对于各个专业的同学，还可以从各自的专业视角来透视各类组织，比如学经济学或财务管理等的同学，可以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各个机构的情况；学教育学或知识管理的同学，可以透视各机构作为一个学习共同体它的问题又在哪里；一个学建筑设计的同学，可以透视各机构是如何处理空间布局、处理人员流动和交互等等，对于这块，我对大家还有很多期待。

Suise和大家可以想想，我觉得这次访谈只是一个起点。大家还可以对访谈进行补充，同时可以设计，让受访者也可以自己来更新部分信息；甚至在访谈之外，也可以为一些典型机构建立一个持续更新的wiki页面，方便大家以协作的方式，一块来不断丰富我们对各类组织的认识。

打开我们“实习访谈”的视野，就可能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呵。

我可能联想得比较多了，大家可以就Suise的访谈，进一步探讨。

附：

有关职前教育的部分讨论，参旧文“教育改革：要大力促进职前教育的深化”。

我的讨论提纲是：

1、学习障碍 （打消学习的负面情绪）

2、学习自救（以“开放教育”促公平和发展）

3、问题学习法 （在工作中学习，即“社会化学习”或我说的“新阅读”）

4、办学问题 （灵活办学和自主办学）

5、开放办学 （工人的开放学习平台）

6、学习的组织

7、相关资源

其中，“开放教育”的重点是描绘未来教育的一个蓝图，“社会化学习”的重点是描绘自我实践和共同参与建构的方式方法问题。

在“办学问题”的部分，我简单谈了一下：

4.1 成长的规律（兴趣、能力、动机；可参旧文“教育改革：要大力促进职前教育的深化”或近作“开放教育之路”中第一部分有关“职前教育”的介绍）；

4.2 要学的内容（从通识课，到专业课）；

4.3 学习方法 （自学、伙伴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或邀请大家共同参与“社区学习”）；

4.4 教学方法 （主导式教学、示范式教学、顾问式教学、参与式教学，等等）；

4.5 办学方法 （除了办全日制学校，还可以办夜校、办短期学校、办半工半读学校，还可以是办杂志，办沙龙、办网站、开发手机应用，也可以是研究和理念的倡导、方式方法的分析和收集展示、项目实践和案例示范、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梳理，等等）；

这里我想阐明的是，教育科学的要点是探索学习和办学的基本规律，以使每个人能够更加充分地享受到人类知识积累的成果，同时又能在实践和反思中不断丰富和检验这一人类文明的宝库。

在这方面，北师大张燕老师团队的“@四环游戏小组”（www.mysihuan.com）的路子非常值得关注，他们按照儿童观、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办学观等几个层面来分解问题，并认真汲取各个层面上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教育工作者、政府和社会等多方面参与办学，提供了一个科学而又开放的合作架构。

同时要引起注意的是，现代教育普及的过程，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确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成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步骤。而这一过程中，“作为知识代表的教育家”和“作为权力代表的政府”、“作为资本代表的市场”三者间所形成的关系，不仅有许多扭曲的地方，而且在我们探讨当前的教育问题时，仍可能继续成为一种路径依赖。

如何在知识经济或者说知识社会的中，更好地普及知识，而不是让整个知识阶层都被权力和资本所俘获。这既是互联网领域不断推动知识共享和网络公开课的基本动力，也是给现代公益人和教育理论工作者提出的新命题。

因此，某种意义上，除了已被大家所讨论“企业社会责任”之外，可能要认真考虑把“大学社会责任”提上议程，从知识生产的重要源头，来积极推动“知识共享”和学术界层的反思。

回到“办学问题”中“要学的内容”这部分，首先感谢吴靖老师提供美国有关“人生能力”的一些资料；另外在和蓝衣工人合作社的工人朋友们讨论时，我提醒大家可以关注几个资料：

4.2.1  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四大问题：愚、贫、弱、私，四大教育：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4.2.2  印度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

4.2.3  瑞典的“百年学习圈”；

4.2.4 另外，我重点介绍了2000年前后引入国内的，基于“胜任能力模型”的“课里播（Crisp）企业自主学习课程”。

在这里也顺便发给大家，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