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蔡洪伟：从班级授课制走向小组合作制
一月 8th, 2016 by 小石
小组合作制是以小组文化建设为基础、以小组合作学习为核心的学生自主管理体系和自主教育体系。
浙江省安吉县教育局在义务段学校以创建小组合作制为抓手的课改已近三年，旨在构建和谐健康的育人体系，全面孕育学生素质，实现真正的素质教育。
在课改之初，我们作了以下思考：
思考一：课改的目标是什么？分数目标？学习力目标？人格目标？显然，健全学生之人格，是这三个目标中的高位目标。拥有健全人格，也就拥有会做人会合作会学习会做事会健身的健康身心和学习生活习惯，是造就学生不仅是将来而且是现在幸福人生的条件，也是成为社会和谐一份子的必备素质。因此，健全学生人格是课改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思考二：课改的战略是什么？改课战略？改课程战略？改教育机制战略？纵观几十年的课改，改课程结构内容居多，少有对课程实施方式特别是对课堂方式进行改革。虽有部分改课成功案例，但要么数量不多难成燎原之势，要么缺乏教育机制支持难以复制。因此教育机制变革下的课堂改革是大面积推进课改之保障。教育机制是教育运作之基础，基础不对称，难以对在此基础上的课堂改革产生强力的支撑作用，因此，教育机制变革与课堂改革同步进行，应是课改的必选战略。现行教育机制问题在哪？通行三百余年、引入我国百余年的班级授课制和西方施行几十年的小班化教育机制各有哪些优劣？班级授课制是在社会化大生产、需要高效培养技术工人、而私塾教育制弊端空前曝露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它具有灌输高效、管理简单的优势，但缺乏民主自由、平等创新和轻松灵活，特别重视为个体的生存而重知识技能轻情意品质。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之今天，恰恰是良好的情意品质是幸福生活的最重要基础。西方小班化教育机制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人本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在社会物质财力充分保障下、关注个体自主自由发展的机制，其优势是民主平等、自由创新、轻松灵活，但缺点是受西方太过的自由文化影响而使课堂有些散漫无序，游离于课堂之外的学生不在少数。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新的路径能将班级授课制和小班化教育机制的优势集于一体，而克服两种教育机制各自的弊端？若找到了这条路径，则是从教育机制的层面保障了围绕素质教育有效实施的课改推进。实践证明，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思考三：课改的方法应以什么哲学观为指导？是唯物主义哲学观还是唯心主义哲学观？近年来的课改，虽无法大面积构建成功生本课堂，但生本理念已渐入人心。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成功构建生本课堂的学校如此之少？仔细考量不难发现，理念满天飞，而落地办法少之又少。专家报告听听兴奋，却绝大多数无实际操作之工具，使众多理念听听心动、回去行动、行动了还是动不了！改革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办法，是方法论，缺的是装载理念的有型载体，即教育机制运作和课堂运作的操作程式。当年引进苏联凯洛夫的五步教学模式，为什么推行如此迅速，除了政治原因外，还因为它不仅承载了班级授课制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它简洁明了便于操作，所以被广大教师接受和掌握，并给各学科的特色彰显和教师的个性张扬留下了充足空间。在生本理念下的生本课堂，也需要一种有型的可供操作的程式或模式。这样才有利于推广，有利于复制。因此，课改方法的制定应以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哲学观为指导。否则先进生本理念只能是空中漂荡，魂不附体！所以，课改一定要选择一种有具体操作办法程式的、而且要有成功案例支持、成熟理论支撑的有型的模式。
思考四：课改依靠的对象是谁？是专家名师？还是包括占大多数的普通教师在内的所有教师？审视中国教师培养体系，确实出了很多的名家名师。公开课、示范课是名家名师的专利，报告厅、演讲台是专家名师的专用之所，各种名师的展示活动层出不穷，普通教师在下啧啧称奇，在感佩于名家名师的高超教育教学艺术之余，只能哀叹自己之天生不足了！名师的培养过程成了先物色有表演天赋苗子，再加于表演指导，而后磨课，再精彩展示的过程，让众多教师望洋兴叹，自愧不如！此类展示成了名师的节目表演，在这样的课堂上，授课的名师成了最有气场的主角，学生成了配合非常默契的群众演员！这样的课堂，学生不可能成为学习真正的主人，这样的课堂就算是好课也无法形成常态。一语概之：学生浅学假学教师难学难教！很难推行于占绝大多数的一般教师。因为十有七八的教师是不具备这种表现表演力的，虽然他们也有智慧。要全面提升教育质量，要依靠的是“大刀长茅”舞得精彩的“武林大师”？还是绝大多数教师？绝大多数教师舞不好“大刀长茅”怎么办？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给每个“士兵”发杆“步枪”，更新装备！即提供一种与教师表现表演力相关度很小、吻合学生认知规律的以学生学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这样才有助于教师在智慧付出上做文章，而不是为自身在课堂上的外显行为去绞尽脑汁，从“设计怎么让自己教”转移到“设计怎么让学生学”，实现课内主配角大换位，真正实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今后的名师一定不是在课堂上示范、板演、演讲精彩而“教”得好的老师，而是让学生学得好才是真正的名师。
思考五：课改的重点是什么？是改课程还是改课？反思数十年课程改革，课程结构内容不断更新，顺应社会变化下的知识更新要求，成效是明显的，并且随着社会科技进步还将继续。但课程内容结构的变化并未改变也无法改变课堂，无法改变学生现状特别是学业负担精神负担过重的现状。要改变学生的状态，显然现阶段课改重点是改课。那么改课的重点又是什么？是改教模（以教为中心的模式）还是改学模（以学为中心的模式）？若改学模，纵览现实之课堂，以学为中心的课堂尚未建立，改学模无从改起，缺乏基础。若改教模，则改来改去还是教模，还是以教为中心。因此改课的重点是应从以教为中心的课堂走向以学为中心的课堂，即以学模置换传统的教模。这是一种战略性的课堂转型，而不是战术层面的课堂改进。
以上几方面的思考，还不能作为课改的完全基础，但可以给课改一些启示。启示之一：我们在顶层设计课改构架时除了技术层面外，还要作一些前置性的战略思考。这些启示要求我们构建一种能集班级授课制与小班化教育优势于一体的、能为广大学校迁移复制的教育机制。现阶段以小组文化建设为基础的小组合作制基本满足以上的需求。启示之二：教育机制变革要为课堂改革服务，课堂改革要立足于新的教育机制，这样才能相辅相承、相得益彰，因此课改顶层设计时要注意教育机制变革和课堂变革的相联性、共向性、互生性。启示之三：在新的教育机制下要创设一种能为绝大多数教师掌握的以学为中心的课堂模式。这种以学为中心的模式，简称学模，之所以可能为绝大多数教师所掌控，是因为这样的课堂不需教师的表演，需要的是学生积极地学，对教师而言需要的是在课前对学路的设计，也就是更需要教师智慧的脑力付出，而不是一味讲的体力付出。这样的课堂需要教师设计学生高效学习的智慧个性，这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表现力个性，更不是表演个性。在小组合作制背景下，小组合作学习自然是最佳的学模之一。
小组合作制是以小组文化建设为基础、以小组合作学习为核心的学生自主管理体系和自主教育体系。小组文化建设是通过小组的组织体系、活动体系、培训体系、评价体系四大体系建设来实现的。
小组组织体系建设。首先要审视传统班级授课制下秧田式坐法两列组成的小组功能。这样的小组两大功能：一是集会排队方便，二是收发作业方便。虽有组长却无组长之实，小组长和小组在学生团队意识和团队能力建设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若要其发挥团队力作用，应改造原有小组组织结构。小组一般以组内异质的原则组建，以五到六人为宜。行政组长、学科组长组员分而担之，卫生组长、纪律组长分而兼之，每个组员一人双岗双责，做到组内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组织架构，并且通过讨论自主生成代表小组价值取向的组名组徽组训组歌等，形成小组显性文化。由于诸多小组规则为自主讨论生成，而非教师外力强加，故更能让组员产生认同感，起到自主约束之功效。
小组活动体系建设。有了小组组织，就要打造小组团队之魂。以小组为单元，通过从校内到校外，从徳育体育到艺术劳动、社会实践，按一定的时间周期设计的系列活动，使小组各成员不断地在一起为共同目标而共同行动，久而久之凝聚力协作力等团队力自然形成。
小组培训体系建设。有了组织，有了活动，如何完成共同的学习、活动、实践等任务？如何合作？如何独立完成任务？如何合作中的分工？如何分工后的整合？如何交流等等，学生不可能自发地什么都会，这需要培训。通过班主任或班长主持下的组长例会、组长主持下的组员例会，解决组长和小组两个层面的工作反思和如何进一步做好下阶段工作；通过教师或组长对平时包括课堂内的诸如不规范不规则行为及时指出并加以矫正；通过校本课程如以辩论赛课程强化学生在合作中所需的收集信息、整合信息、输出信息能力，并为其提供合作之实际场景，还可以通过组长论坛，让组长管理理念和经验共享，这些对增强小组团队力建设都会起到极强的助推作用。
小组评价体系建设。小组团队力如何？成绩如何？评价是催化剂。以小组为基本单元，实现从学习表现到徳育体艺成果、从智力成绩到非智力领域特长；从分数鉴定到定性评议、从机会给予到隆重表彰，全面构建一节一记、一日一结、一周一评、一月一表彰的评价体系。在丰富多彩的评价表彰中，逐步形成良性的气场，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情感认同，形成正向的价值取向。
通过四大体系建设使小组成员同学习、同实践、同活动、同竞争、同评价，使小组成员成为感情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行为共同体，让小组成为孩子对学校归属感的纽带、合作学习的土壤（合作学习为种子）、自主管理的细胞，彻底克服传统方式下的学生厌校倾向，这个小组不仅有型而且更有魂！这是传统班级授课制下的收发作业方便、排队方便的所谓小组是无法比拟的，小组文化在这样的机制下自然孕育，班级文化水到渠成。
此时有较强团队力为基础的小组合作学习自然介入，效果增倍。小组合作学习是一种以学为中心的学模，其有三个关键支撑点，除小组文化建设外还有另两个是导学案和课堂评价。
导学案是为以学为中心的课堂准备的。传统课以教为主则备课备教什么怎么教，而现在课堂是以学为中心就要求教师在课前设计学生学什么怎么学，也就是在课前将教材转换成学材，即导学案。导学案是个预案，课堂中还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生成状况及时提供即案。导学案主要有三条线。一是知识线。知识线上相邻知识点间的层级设计要按照最近发展区原则并吻合本学科本节课知识成长的规律，这是抓住学科特色的一个关键。还要做到知识问题化、问题程序化、程序能力化、能力潜移化。还要做到预设性与生成性、发散性与收敛性、控制性与自主性、预习性与预留性、共同性与个体性相结合。二是活动线。线上要有明确的针对内容该发生怎样的学习行为，如独学、对学或群学、展示或补充点评。要尽量做到学习行为方式与知识类型相匹配，这是抓住学科特色的另一个关键。三是时间线。对每段内容所花学习时间应有预设，包括预习时间等等。
在这样的课堂实施过程中还有一条教师的点拔评价线，是教师对学生在自主合作后筛选出来的还未掌握内容的画龙点睛式的点拔和提升，并对学生的表现给予多元评价，以达到学生享受诸如被认可尊重等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促其学习动机的激发和保持。而在点拔评价环节还给教师留下了更具创造性的学术个性和情意个性展现的空间，教师的智慧个性将在这个领域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小组文化建设这一课改土壤孕育，到小组合作学习这一种子播撒，意在构建一个学生自主管理、自主教育的机制，一方面让学生能真正的乐学善学会学，学习发生在不知不觉的自然状态下。另一方面也能让他享受这基础教育12年的幸福（12年是一生中不可忽略的时段，也有权力享受幸福），而在这样环境中培育出来的能力和情意品质一定可为他将来带来幸福人生。
（作者为安吉县教育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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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否应为我们今天的教育问题负责？
一月 8th, 2016 by 小石
——略谈许锡良老师的《苏格拉底与孔子——两种教育的源头》
不少人喜欢拿孔子和苏格拉底说事，说一个填鸭式，一个启发式，隐含的一种看法是我们今天的教育问题似乎都怪孔子？我对孔子和苏格拉底都了解不多，但感觉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扯。索性我在这儿也随便扯几句：
一是，把今天的教育问题都归罪于孔子，是非常不严肃的一种做法。
二是，孔子当时面临的情景是什么，信仰缺失，问题一堆却找不到答案，疑问丛生和思想犹疑，找不到确定性的东西。而苏格拉底当时面临的情况是什么，是信仰笼罩，问题都有既定的答案，社会沉闷和思想僵化，大家渴望解放。
三是，问题一直在人和社会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生发出来，而学习和探究本身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问题只是作者当时所处的阶段，是一个社会原来有没有质量比较高的“预案”，没有“预案”的话提供“预案”，“预案”本身存在的问题的话提出挑战。
四是，对于每一个带着问题和思考的人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碰到好的老师并不容易，相反，经过相对严格筛选和沉淀下来的书本往往可能凝结了重要的经验，所以，有问题多翻翻书本，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一种做法。
五是，探究活动和公开课，或所谓启发式和填鸭式，也不是要点，不同的教学方式方法都有它的价值。怎么帮助年龄和问题不断生长的人把握分析和综合的平衡，或者灵活性与控制性的平衡，可能更值得关注。
六是，大家尊敬孔子和苏格拉底，是因为他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供了非常有启发的思考，尽管观点和方式方法上各有差异。
所以，我们真的了解孔子吗？包括了解苏格拉底吗？我真有点怀疑。我也只是了解点皮毛，但听大家言之凿凿和褒贬有加，感觉不太对呀！
还望三思。
201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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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农耕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逻辑
一月 8th, 2016 by 小石
——兼谈如何评价高级农业干部的领导能力
我们作为农耕民族，农业离不开水，离不开土地平整、灌溉水利等等，而这些都离不开大规模的投入和协作，离不开长短期利益的考量和规划，离不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强有力的组织，这是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但是矛盾在于，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强有力的社会组织，离不开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支撑，离不开强有力的财政保障。可是我们人多地少，土地剩余非常有限，国家财政单薄，只能依靠间接的力量（所谓“皇权不下县”）实现对广大农村的治理，难以形成充分的社会动员。我们明明知道农业离不开来灌溉水利和土地平整，离不开农户长短期利益的规划和协调，却只能依赖地方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有限地推进水利灌溉的发展。因此，深陷旱涝灾害的侵扰和社会的大规模动荡之痛，却无能为力。这是除了与游牧民族的外部矛盾之外，我们农耕民族内部面临的根本矛盾。
工业革命提供的种子化肥农药和新的就业机会，为农业人口的部分转移和农业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也为上述矛盾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契机，但工业的原始积累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也更进一步地要求我们长短期利益的平衡和行政动员能力，需要更为理性的规划和强有力的组织，即我们走工业化道路之际有可能同时解决农业发展的根本矛盾，但伴随契机而来的是对我们更大的挑战，并因殖民主义的侵扰挑战着我们民族的危亡。
按说，工业化和水利化的目标或者说长期的收益是清楚的，短期利益的减少或者说代价或投入也是必然的，新型政党和政府深入到社会基层的行政力量为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本的组织保障，只是目标的实现方式和动员的话语表述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包括如何保持实践的开放性，以便在发现问题或有了经验以后，如何及时解决问题或放大经验，也都有基本的认识和机制，虽说任务艰苦，但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所以，能否把握我们农耕社会的基本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基本思路，以及在挑战和机遇面前的决断和担当能力，就是我对杜老和各个时期涉农领导能力的基本考量。（目标，组织保障，实现方式，话语系统，纠错机制，决断。）
201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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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自然教育和生态家园的理念做法辨析
一月 4th, 2016 by 小石
有几个做自然教育的伙伴，谈及理想时不时会提到他们要建一个“生态家园”，具体做法上有点类似于日本的自然学校或美国的营地教育，喜欢找个僻静的地方建个基地，大家共同生活，然后靠接待各种参观与学习活动来维持生计。
这话粗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仔细一听，里面至少包含了两件事，或者说两个可能不同的侧重点，一个是要做自然教育，一个是要做生态家园。就大家目前的情况，重点放在哪个侧重点上面比较合适，我觉得值得认真做个分析。
一、自然教育是否应该进校园和进社区？
一开始把重点放在生态家园上的话，我很担心大家的生计维持问题。比如，跑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建个生态家园或者基地，大家其实日子都比较紧吧，一上来就把有限的资金先投入到基地的建设上，以目前时断时续的参观和访学活动，什么时候能够盈利甚至收回成本？而且基地又比较偏远的话，即使加大宣传力度，一时恐怕也很难有有多少人能去？包括来来去去的人有多少人最终能安下心来，和大家一块扎根在那儿共同生活？以及现有的人员靠这些参观和访学活动维持生计，后来的人拿什么维持生计？我觉得还有不少问题值得考虑。
另外，从自然教育的认识和实践，到生态家园的共同生活，我想还是一个由浅入深的、有梯度的参与过程。虽然这些年，环保观念似乎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包括环境教育以及华德福的另类教育实践也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和参与，但总的来说，自然教育宣传认识上的工作，仍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深化，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大家也已经做了好几年自然教育，甚至有了几年共同生活的经验，怎么把这些经验包括教训最大化，放在社会来说这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比如，怎么做好前期这些实验的梳理，包括课程和活动的“产品化”，变成一个完整的产品销售和服务链，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到回款，形成一个“闭环”。产品概念清晰了，服务系统化了，经验最大化了，团队才能稳定了。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不能仅仅守在基地里，把有限的资金都放在怎么做好店面装修上，然后“坐店等客”。可能要考虑，自然教育是否应该进社区和进学校？
农村原来的学校一般都有一块地让师生可以做种植养殖，在种植养殖的过程中了解自然、生态以及相关科学知识与方法，感性和理性是融入在一块。城市学校虽然不见得都有一块地供师生使用，但城市公园总是向师生开放，也是城市里潜在的自然学校。包括街道上的菜市场、房前屋后的树木绿地、家里的室内阳台等，随时随地都可以作为我们开展自然教育的场所。（可以参考“慢食运动”的经验）
换句话说，要做自然教育，尤其是要普及自然教育的观念和方法的话，就不能轻易抬高大家参与的门槛，而要主动走入大家熟悉的生产生活和环境观念中去，在和大家深入的交往中来寻求突破和改变。
二、生态家园是否可以看作社区营造或者乡村建设的基本目标？
自然教育的事情稍微有个头绪了，接下来我们再稍微看看生态家园这个话题。
我注意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倾向是，许多从自然教育切入的伙伴容易把生态家园的概念抽象化，实践上的表现是容易从大家原有的生产生活中抽离出来。即我们在说生态家园的时候，往往是大家可能想选择和大多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一个环境优美又相对安静的地方，离群索居，做一场“新乌托邦”实验？
另外，我们不少关注自然教育和生态家园的伙伴，同时也比较关注乡村建设，或者日本和台湾常说的社区营造。但这两类实践群体之间是什么关系？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细想过？
我们以李昌平老师和孙君老师联合发起的中国乡建院为例，他们对于乡村建设，讲一个“三生共赢”的理念，即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共赢理念，也就是说，在生态家园的建设也是乡村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方向。包括我们国家目前新农村建设这块谈“美丽乡村”，美丽乡村的含义里面，生态乡村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换句话说，无论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官方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对自然教育和生态家园都已经非常重视，而我们教育口的伙伴如何抓住这种时局变化，并和各种力量的进行广泛协作，可能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目前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官方的美丽乡村运动也有不少问题，虽然谈环境或美丽，但表面功夫有了，教育的东西渗透的还比较少，很多东西流于表面，这很大程度上可能和教育的视角还没有进来有关，但也可能大家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三、自然教育实践是否应该主动融入到新老乡建的实践中去？
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三生共赢”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而更强的共识目前首先体现在乡村建设问题上。一方面这和乡村建设问题的迫切性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乡村建设首先走出维权走向建设的思维有关，因此，十多年来乡村建设的实践成就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相反，我们教育领域，可能急需话语的调整，需要从维权走向建设的思维。目前除了学校里有一批教师在积极围绕课程、教学、办学以及信息化等进行，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之外，民间的教育活动也有几套自己的话语，这些话语之间目前仍缺少充分的对话。
目前民间的教育话语，很大程度上被维权式的“教育公平”左右比较大，和以图书馆建设、支教活动、自然教育运动、创客教育运动、青年发展运动等民间的教育实践和改良运动存在较大的脱节。换句话说，民间的教育理论话语，不仅无法为这些教育实践和改良运动提供有效的指导，甚至某种意义上可能给这些实践和改良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和误导，乃至彼此伤害。
自然教育和生态家园的探索在教育领域可能是比较边缘的，但在乡村建设领域却是目前正被大家在逐渐重视的。前段时间，李昌平老师他们在河南信阳平桥区郝堂村试验点上的协作者姜佳佳跑到北京来，专门考察各类自然教育项目，我介绍大家认识，就是这种现象明显的一种反映。
现在是乡村建设的人主动找上门来考察自然教育项目，而我们做自然教育项目的，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应该积极主动地把我们的工作融入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去。这个可能是我们必须注意和及时调整的地方。
我知道，对于自然教育项目团队，从邀请大家走出来，到主动走到大家中间去，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也有很多挑战。但可能这是需要大家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在这儿稍微做了点梳理和分析，更大家聊一聊。
最后，我想用晏阳初先生的话来说，我们要想“化农民”，可能先要“农民化”；用毛泽东的语言的话，可能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道理都是想通的。我们做教育的，不能再去开道场，要接地气，而不是远离人间烟火。还望大家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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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垃圾问题没法学城里
十二月 28th, 2015 by 小石
在谈到农村的垃圾问题上，我之所以强调首先注意经验，比如不妨看看郝堂村的垃圾问题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他们搞得那么好，而不是说等到什么时候，让大家一块来想办法，大家的事所以大家一块想办法嘛，因为这种侥幸或依赖的想法要不得。
粗浅地看，郝堂村的垃圾问题是从孩子入手，用孩子来治大人。而且用孩子教育大人也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但同时也得注意，不能把村里的卫生都交给孩子。我们可以看到，各家各户一般都比较容易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问题可能主要出在公共环境卫生方面，即大家常说的“公地悲剧”。所以，孩子的任务不妨在这块先动动脑筋。
另外，从孩子还是大人入手，这还是个表面问题。毕竟很多村子，也可以通过孩子来督促大人一块注意环境卫生，但是不是把什么东西都当作垃圾一块倒到垃圾堆，又搞个大垃圾场，或者稍微好点填满了，这是不是就算解决了？
这可能还要对我们在城市里熟知的一套观念和做法进行反思。目前至少可以看到的两个问题：
一是城里是把不需要的东西都差不多叫垃圾，对不对？最多是把旧家具旧家电等大额大件的东西卖给收废品的，其他都交给环卫工人来分类和处理，压力基本上都放在环卫工人这块，是否合理？真的都是垃圾，没有用的东西了吗？我们的回收利用系统是不是出了大的问题？仅仅依靠目前收废品的流动人员和他们的商业价值判断，是不是不合理？不合理的话，还可以怎么调整？
二是城里垃圾的问题搞不过来可以多雇几个人，农村垃圾的问题搞不过来能不能学城里也多雇几个人？农村村落面积往往那么大，请多少环卫工人才够，有请得起吗？如果请不起的话，环卫工作仅仅是打扫垃圾的问题，还是得更系统地考虑村落的环卫方案？是不是要更系统也更透彻地来看村落、学校、家庭、游客等在环卫中潜在的责权利和能动性问题，包括基本方案和实施路径问题？等等。
总的来说，在环境卫生问题上，我们的认识还比较粗浅。我之前介绍我同学张永康的看法（“农村原来就没有什么垃圾”），以及之前回顾分田到户前农村供销社废品回收利用系统的做法，也都还非常粗浅，但之前这些经验不容忽视。另外，大量的垃圾老是靠填埋不是什么好办法，固废处理方面的技术进展需要关注。包括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大家觉得做得好的地方的经验，也非常值得不时拿来好好学习和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农村的垃圾问题没有办法学城里，这个希望能引起大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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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环境保护vs文化建设
十二月 27th, 2015 by 小石
读从张斌（姬山书院）处转的一段话——
农民合作经验：文化建设收益最大，联合购销风险最低，资金互助制度重要，学习培训持之以恒，生态农业必由之路，内部服务形式多样，城乡一体未来方向。
我在想，如果和孙君老师的思路做一点对比的话，我觉得孙老师谈环境保护，比谈文化建设可能更具体——既具有操作性，也具有超越性，或者说更具有开放性和深入性，包含了对精神和物质文化等问题的批判和反思。同时谈环境保护问题，既是微观的（和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关），也是宏观的（和每个社区和政府的治理方式和运作方式相关），既是指向过去的（包含了对过去的批判和继承），也是指向未来的（是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期望和探索），同时这些问题又是东西方需要共同面对的，即与全球未来社会密切关联的。
换句话说，孙老师抓住了文化建设中一个具有共通性和可操作性的核心命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府这两年讲“美丽乡村”，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当然，环境保护并非唯一具有共通性和可操作性的文化建设命题，其他命题还有哪些，可以进一步探讨，比如教育、养老等。
（2015.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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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梁漱溟的“乡农学校”的一点认识
十二月 27th, 2015 by 小石
读梁漱溟，我有一点感受是，他之所以要从“乡农学校”切入，是看到虽然有乡人大，然后乡人大选出乡长，乡长组阁有了乡公所，但是仍有两个潜在的而且突出的问题，一是如果没有新的思想、技术、观念等的持续引入和碰撞，决策水平可能仍然无法保障，二是乡人大、乡长、乡公所都是几年一任，怎么平衡这种短期行为？
所以，“乡农学校”的基本作用，首先就是从结构上来看怎么优化，一是持续的引入新的思想、技术和观念等，并且在传统的宗庙等之外，作为新的精神和文化给乡村发展以支柱，二是同过引导大家探讨当地的发展规划，从民众知识的普及，从社会舆论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上，对政府的短期行为形成一种规约以至导向。
今天没有乡农学校了，学校教育也主要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员，和村落发展、地方发展严重脱节，可能需要借由其他机构，来重构类似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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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院子和城里的房子不是一回事
十二月 27th, 2015 by 小石
——原标题：和孙君老师聊农村的院子和城乡养老
孙老师发了个帖子——
《农哲》第43问：农村户平宅基地多大面积合理（请参微信公众号：农道联盟资讯）
并说：
“三农”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市场本身，是由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农民宅基地从8分地到5分地，缩到2分5，是对农民权利、对农业生产的不尊重，对农耕文明的伤害。自古种田要交皇粮国税，我国取消了农业税，现在种粮还有补助，可是另一方面又把他们迁出乡村，搬上楼房，这就是今天不城不乡的农民生活现状。
我回应：
农村的院子和城市里的住房就不是一个概念！
农村的院子，一般来说，前院种菜，中间住人、做饭和存储粮食及农具等，后院养鸡养猪放狗，还有厕所。而且中间是讲究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住在一块，甚至祖先和我们都住在一块。老人和孩子相互有个照顾，儿童不用托管，老人不用送养老院。天天都可以看到祖先牌位，也可以让祖先都看到和保佑他的后代……
所以，农村的院子，压根就不仅仅是住宿的旅店，也不仅仅是个小家的住房，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大家庭的活动场所，还包括各种生灵的栖息地，是有生活，有生产，有情怀，也有灵魂的地方。在功能上是一个结构较为合理稳定的，考虑了最大程度地发扬血亲间的情感和互助精神，成本极低的甚至内卷化了的，但又充分考虑了繁衍生息的，以及兼业农户生产生活的现实的，小农经济或家庭经济的最小单元。
另外，补充一：
还有朋友说，首长和专家现在一提到老龄化就发愁。我说——
那是太喜欢学习了，学了退休制度和养老制度，学出来的问题。
农村的老人基本上都自食其力，而且再老基本上都不闲着，都释放着自己的价值，不空虚。实在干不了地里活了，还要守护祖坟村庙，组织祭祀祭祖和村里的丧葬礼仪，以及邻里纠纷的调解和照看家里的孩子等等。
问题主要是城市里的问题，老人整天闲得转圈，喊着不重视他们，余热没地方发挥，退休金养老金不少领，还这病那病不少花钱，和儿女之间还常不常搞得鸡飞狗跳的。
补充二：
另外，11号12号，我会去参加一些台湾朋友来做的，一个社区营造的分享活动，我很关心他们的老人现在怎么样，他们的养老和丧葬问题怎么样，尤其是城里的丧葬现在是怎么回事，老人们都做什么，都像我们的老人退休了以后没出去，只能打打太极拳和跳跳广场舞吗？想多看看孙子孙女，还被指责不会照顾孩子吗？老了是不是就得离开老伙伴们，自己去住养老院？去世了，家里没有，社区也没有个办丧事的地方，都要赶紧发配到火葬场给一把火烧了，又埋到很远的郊区，彻底消失了最好？
这还都不说经济上的困难。在许多老人的眼里，抢着挣钱的人，都恨不得榨干他们最后一滴血，然后赶紧地、远远地，滚一边去，最好自动消失。
（2015.12.02，下午5点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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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孝敬老人的道理
十二月 27th, 2015 by 小石
父母敬老，老人照顾孩子，孩子尊敬父母，这是一个自然的秩序和闭环。而且通常要处理的不是亲子关系，而是父母与老人的关系，即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让孩子看到，从依赖、走向独立、走向互赖，这样一个完整的、共赢的，人生、家庭和社会系统的内在的基本关系是如何处理的。
理解了这一点，可能就既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和社会治理体系首先强调孝道（即为什么要孝敬老人的道理），也能明白当前我们简单挪移西式家庭教育的话语和实践潜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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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基础
十二月 27th, 2015 by 小石
——写在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后
在这样的悲剧发生以后，再来分析问题总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但有些话还是忍不住想说，如果村落作为一个系统，基本的互助传统还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能够被尊重，老百姓离土不离乡就可以就近就业，或者说，“乡土”仍然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这样的悲剧是不是能少一点？
作为一个耕地面积狭小，而在北宋人口就上亿的国家，长期以来，以兼业农户为特征的小农经济就是我们的主体。而兼业农户既有男耕女织的兼业农户，也有男的在外做工匠、做货郎担子，女的在家务农，照看孩子和老人的兼业类型。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流动和留守就是一种常态。但为什么，以往的流动和留守没有造成过于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甚至能够听到，农村就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休养生息的地方，而今天，说到农村，整个语气就发生了大的逆转，成了“农村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似乎老人都是“失能者”，妇女都是“低能者”，孩子都是“无能者”？
如果从教育史的角度来观察这几十年来，农村教育发生的变化，我觉得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以前村校融合，或者说学校原来承担的社区教化功能逐渐丧失了，学校在迅速从农村社区里退出，关起门来办学，社区教化功能的丧失连带的结果是，社区秩序感下降，家庭迅速被裸露出来，流动和留守，包括家庭教育的问题才迅速成为显性问题，甚至成为社会问题，引起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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