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领域“赋权理论”的质疑

2011/08/04

首先要声明,我并不熟悉发展领域所谓的“赋权理论”,我只是感受到我们所使用的话语似乎出现了问题,提出我的质疑,欢迎大家帮助我补充相关的知识,或参与讨论。

昨天看望朋友的时候,有幸参加了全球消除贫困联盟-中国网络组织(简称GCAP-中国)和社会资源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三期“倡导能力建设工作坊”最后一天的一些讨论。讨论中我首次在较为正式的场合对发展领域的“赋权理论”提出了质疑,没想到立马得到与会绝大多数NGO代表的响应和支持。组织方为了能让大家尽可能充分表达各自的观点,甚至对研讨会议程进行了调整。讨论甚至延伸到对“公民社会”等概念的质疑。

不过围绕“赋权理论”的讨论,昨天主要还是长期以来大家对这一理论所产生的质疑和感受到的压抑的释放,并且质疑由私下已经走向了公开,而怎么从理论上给出新的回应,仍然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

最初对“赋权理论”的质疑,是5月下旬参加“2011北大-阳光公益组织事业发展初级研讨班”时,听师曾志老师介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介赋权” ,我产生了一些质疑,并做了一点笔记。随后和周围朋友的讨论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现把当时的笔记,顺便转给大家:

1、先从理论检验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跟NGO讲的东西,NGO能不能给村民讲?我觉得,跟NGO讲完了赋权的概念,NGO可能不太容易直接跟村民讲。从理论上,这虽然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视角,但现实中,问题往往都需要从多个角度,来系统地进行考虑,而它并非一个简洁、明了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操作上,不容易操作。

2、我在想,村民的无力感,仅仅是权力匮乏的结果吗?是不是还有对知识、资本等认识和运用的问题?即使说的确做某些事,碰触到了“权力的边界”(注意,只有碰触到边界的时候,人才会意识到是否想要新的权力的问题),如果要权力,最想要什么权力?又怎么准备来用?怎么平衡其中的责权利关系?怎么保障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并行不悖?

3、同时,谈论赋权,谈论权力,给掌权者会造成一种什么印象?你不是自己把自己设立成对方的对手吗?而你的对手,目前又是什么状态?他们是不是已经疲于应付,敏感、脆弱、暴躁?这时候讲赋权理论,能形成有效的对话,还是加剧双方的对抗?对村民发展和地方建设创造环境有什么帮助?

4、大家长期关注web2.0的话,大家可能知道“中文网志年会”,在这个年会里面,有许多借助互联网探讨赋权、维权,尤其是把互联网解释为“独立媒体”、“公民记者”等等的朋友,这种讲法,的确很能迎合大家的愿望,也赢得了许多支持,但我们又如何来评价这种“打擦边球”的做法的负面效应,这样做,给整个互联网发展、及教育和社会的变革,又带来了什么影响?

5、而作为一个农村出来,并长期关注互联网和教育发展的人,我想说说我的感受,我知道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也不赞同过分夸大其重要性,反过来,我更关注,如何在现有的空间内,怎么用科学的方式来处理各类具体的事务,不断充实并逐步扩展各方议题的边界。大多数的问题并非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而首先是怎么拿出双赢的、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来;

6、另外,对于Web2.0,我觉得还是有不少人,更强调其“社会性”的一面,先淡化权力的伸张,学习彼此倾听、表达,然后谨慎地尝试对话和相互理解,以便看能不能新的迈出一步。所以,我觉得讲“新媒体赋权什么什么”,这种解读似乎有点问题。对于具体实践工作来说,这种“泛政治化”的倾向,我们并不太赞同。

7、我们看到,许多人受到“教育政治学”(尤其是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的影响,但从教育政治学不等于教育学,教育学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许多人不讲赋权,不等于不追求权力拓展和新的生活。此前我跟isaacmao的建议也是,建议他们调整中文网志年会的策略,如果从网络给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生存方式等带来的变化入手,甚至也可以包含对行政和公共管理带来的挑战等,我想路会越走越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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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专业要给学生教什么?

2011/6/20

有一天焦建利老师在微博上问:一家杂志社要我给信息技术教师推荐12本书,这实在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呵呵!你有什么好建议?(笔者注:在大学教育技术专业的老师那儿,“信息技术教师”特指“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我开玩笑说:信息技术老师整天接触教育技术或信息技术的东西,应该换换脑子,读点其他的书。

后来我正经了一点说:信息技术老师要教会的是学生在现代社会的各类组织中,如何工作和学习,甚至如何推进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建设。所以,信息技术老师的阅读,除了了解信息技术本身,往往更在于怎么理解信息如何影响真实世界的运转,尤其是如何影响各类组织的运转。

焦老师问有什么推荐?

我首先想推荐两本轻松务实的管理学读物,伊查克·爱迪斯的《把握变革》和彼得·德鲁克七八十年代的一本书《变动中的管理界》。爱迪斯比较注重从一个生命体和如何应对冲突的角度,来认识组织。德鲁克比较注重社会变动对组织的影响和组织运转的分析。

我想,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大学教育技术专业的师生。只是具体的推荐书目,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推荐,过段时间没准我也会有不同的推荐。

(更多讨论,参焦老师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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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大家就北师大图书馆是否应向校友和社区开放表达自己的看法

2011/05/25

邀请大家关注和参与我(@小石_新阅读)和@北师大图书馆员-刘兰 老师的一个对话:

我:

刘老师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在外面工作的人能不能在师大图书馆办证借书?我查阅师大图书馆的服务中没有相关介绍。另外,针对在师大工作过或师大毕业的学生,师大图书馆有什么针对性的服务政策?我注意到,MIT等国外高校很重视为其校友等提供终身教育支持,不知师大怎么做?

 

刘:

校外读者可以来我馆临时阅览,请带本人的身份证在正常上班时间到图书馆旧馆一层行政办公室办理临时阅览证。

1.收费情况为:各学科资料室每天5元,其他阅览室每天3元。

2.只提供阅览,不能外借。若要复印所需图书,请遵循各阅览室的要求。

3.若要查询电子资源,在收取每天阅览费用的基础之加收电子资源使用费。

4.与本馆有馆际互借关系的高校学生可持馆际互借证来我馆阅览,详情参阅“本馆主页”的“馆际互借”,或者电话(58805086)咨询。

5。图书馆开馆时间详见主页。

鉴于资源、空间所限,国内高校图书馆主要服务于在校师生,兼有少量的社会服务功能,已毕业的校友可以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尤其在北京,有国家图书馆、北京市图以及北京市各个区的公共图书馆,还有中科院、医科院、农科院、中信所等系统内的专业图书馆可供选择。

 

我:

谢谢刘老师的回复。如果说把师大的图书馆从学校里面分离出来,以社区图书馆的方式运作,同时永久性地向学校、校友和附近的社区公民提供服务,你觉得需要做什么?有什么困难?

我的问题是,我虽然毕业了,但经常去师大,却不能在师大图书馆借书,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许多公共图书馆可以向任何所有公民提供永久性服务,而到了我的母校,毕业了图书馆就不提供服务了,连一个公共图书馆都不如,而且还一大堆理由。所以我感觉,好像还不如索性改为公共图书馆。

因此,希望刘老师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在开放问题上,师大图书馆的具体困难在哪里,看看我们是否需要进一步调研或直接向馆长请教。必要的话,我可以联系校友会和校长,讨论这件事情。

 

刘:

你可以先调研一下北大清华的相关政策,我也请教一下领导,咱们再交流。

 

我:

谢谢刘老师。其实我只关心我的母校师大的图书馆是不是对校友和社会开放,北大清华有没有开放,我并不太关心,师大不应该做什么事都看北大清华怎么做吧?但我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他们有什么好的做法,我也会向大家介绍。

 

刘:

理解您的想发,但调研一下同行一方面能为咱们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能使你的提议更具说服力,您说是吗?

 

我:

呵呵,谢谢,我也理解您的想法,我只是要表明一下态度。

 

校友农民之子老会员@快乐小陶子流动图书馆 的意见:

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在图书馆开放的问题上,我们北师大确实可以做到哦。北大清华在我心中从没有北师大那么重要。希望不仅对校友开放,而且对所在社区开放,这样才能影响社会大环境成为开放的教育环境。

 

附:该微博讨论的地址:

http://t.sina.com.cn/1191575751/eATximMDUak

另外,欢迎大家介绍北大清华,及各地图书馆还有什么好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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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教育之路

2011/05/23

非常高兴能借这个研讨班(2011北大-阳光公益组织事业发展初级研讨班)的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但要一下子理顺杂乱的经历,对我来说有点困难。我只能先围绕“开放教育”这个话题,简单介绍我经历中的几个重要的阶段,希望能把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东西基本上说清楚,也希望我们彼此能有所启发。

一、职前教育: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反观当前教育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及反思教育的基本规律。

04年我在“白玲工作室”,有一段短暂从事职业咨询的经历。这个领域主要用“兴趣、能力、动机”这样一个三维模型,来作为人才测评和分析的框架。从帮助企业选拔人才的角度来说,或许勉强可以用。但反过来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人的各方面成长往往并不是平衡的,都有一个过程。尤其是联系到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和社会,这种不平衡往往会加剧,过程也会延长。因此,我开始对这份工作产生了犹疑,并感受到社会残酷的一面。继续从事这份工作,只会让我更加煎熬。

但与此同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成长中似乎从来都不清楚,也没有按照职业发展的要求做好准备或接受相应的教育。另外,这是一种普遍的状况,而不是一对一的个性化咨询所能解决的,共性的问题需要有效地引入到教育系统中,系统地来解决。

从“白玲工作室”出来以后,我就开始以“青少年工作室”的名义,对相关的问题首先进行梳理。甚嚣尘上的是,职业人士的“职业枯竭”、大学生的就业难、高考完了之后填报什么志愿、家长该给中小学报什么兴趣班等等,似乎揭示了大家说的“教育和社会脱节”的种种乱象。而种种议论,矛头都直指现存教育制度,又似乎都是就事论事。教育部门也左右招架,疲于应付。

因此,我进一步分析,既然可以用“兴趣、能力、动机”这个三维模型来做人才的评估,那么似乎也就可以用这样一个模型来作为教育及个人成长的指导,问题只是怎么理解我们在各个年龄阶段的培养目标或成长目标,和这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如果说公众和教育界,还能普遍认同中小学阶段主要是培养和拓展孩子的“兴趣”,那我们也就很容易做这样的联想,大学不就是要着重培养相关的“能力”,而工作之后有了社会经历的充实和体验,“动机”才会变得完整?

这时候我碰到了博客上一个在法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介绍法国教育的情况。法国的学生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有条不紊地在学校、家长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参与对企业和社会的了解和实践。

于是,问题也就更加明朗了。如果我们像法国那样从中学,或者我们从小学就开始,有意识地增加孩子们对企业和社会的了解,那么将不仅拓展家长对于“兴趣”的理解,学生的个人兴趣也将与企业和社会的需要不断地发生的交换,并经过反复的锤炼,里面包含更丰富的企业和社会的知识。在高考填报志愿时,这些知识将发挥指导作用,而清楚企业和社会需要的大学生,学习时也会更有针对性,就业时脸上也会少一点迷茫,甚至毕业就创业的学生可能也会更多,同时有着自己工作方向或者事业心的人,又岂会产生大面积的“职业枯竭”现象,造成社会问题?

因此我推断,我们的教育首先需要的,可能不是为部分学生准备的“职业教育”,而是为所有学生的成长奠基的“职前教育”。这也将从整体上,改善我们当前教育的基本状况。

但是许多人仍会坚持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应试教育”,觉得“高考选拔制度”不改变(与之配套的是所谓的“重点学校制度”及所产生的“择校问题”),其他改革措施都没有用,或者说会大打折扣。因此,我需要认真来回应这个问题。

二、Edu2.0:

——从Web2.0的角度,反观大学专业学习的基本规律,及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

04年的时候,我在“中国知识管理中心”的网站上写一个教育博客,并陆陆续续和几个关注网络和教育变革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大家更为热衷的是,讨论blog和网络将怎么改变教育。经常使用Web2.0、blog、自组织、建构主义、“去中心”、UGC(用户产生内容)、“专业余”(业余的人做专业的事)、群体的智慧等等这些词汇,形成了一股对传统教育进行解构的力量。

所以,在考虑“应试教育”时,我也就很自然地对这个话题进行了解构。我在想,许多人希望孩子考一个“好大学”,主要是希望孩子将来有一个“好工作”,而好工作和好大学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另外,好大学又意味着什么?

假设某某同学正在北大读经济学专业,他除了自己老师的课之外,是否有可能还会读清华老师编的书,或者哈佛老师编的书,又或者会上经济学方面的论坛,或者浏览经济学核心期刊上的论文,甚至关注深圳某个电脑公司的职员在某份报纸上开设的经济专栏?

那么,他除了在北大上学之外,是否更是在一个“跨国界”的学科领域里学习,而该学科是不是有它自身发展的脉络,以及它自身学习的一些规律,无论该同学在不在北大,或者已经读完大学其他专业,还想继续进修这个学科,甚至有没有上大学,只是对该学科感兴趣,是否都应该遵循该学科学习的基本规律,顺着该学科的基本发展脉络,系统跟进该学科的各类资源,来进行学习?

只是无论北大还是哈佛,恐怕都还没法说,把各学科领域的东西都已经梳理清楚了,也不是说某个学校或老师自个儿就把这些搞清楚。而且要看到的是,无论是说市场经济,还是网络时代,都在大大地推动知识的爆炸,东西方大学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都在积极尝试与世界各类大学的本专业乃至其他专业建立各种联系,都在积极寻求变革。我想,各大学都非常需要师生,来对相关学科的资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尤其是花了高昂的学费,最想学知识的学生之间,更要大家帮大家,积极地参与各学科知识体系(或者说网络)的构建?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学科正在广泛的联系和更直接的对话中,取得纵深上的发展。以往我们关注的所谓“专业”,也正在重新还原为看世界、看事物的一种视角,和该视角下知识的积累,而并非人的固有属性。

社会评价人和事物的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许多人不再关注你从哪儿里来,或者你是“专业演员”还是“票友“,而是更关注大家聚到一块能否共同奉献一场“专业的演出”?

因此我想,Web2.0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已经为我们展示自己的才华提供了新的舞台,企业和社会也正越来越看重这一点。

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Isaac Mao(互联网投资人)要给他们的合作企业推荐写blog的人,以及几年前关注网络和教育变革的一些朋友,不仅积极地参与“中文网志年会”(在新浪博客崛起之前,它是中文领域,享誉海内外的Web2.0峰会)的筹措,更希望能借助年会的“教育板块”,推动教育领域的互联网实践,并在首届年会(05年)后,发起了一个在线的“Edu2.0论坛”(google group)。

这也或许能部分地回应,许多人对“应试教育”的顾虑。

三、社会化学习:

——从中小学电脑课的问题入手,探讨“教与学”的基本矛盾,及未来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

不过仍有许多人可能觉得,我主要讨论的是大学教育,而目前中小学的“择校问题”,更为迫切。中小学生还不像大学生,自学能力还没有那么强,离不开教师和教学,而目前教师和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教育质量难以保障,加剧了社会对优势教育资源的竞争和失落的恐慌。再说互联网和中小学的结合也还有不少问题,大家甚至还担心上网会不会把孩子们变得贪玩,以至荒废学业。这些问题都非常严峻。

我们知道,除了互联网在社会整体上发展非常快以外,几年前,我们国家就已经把通过教育信息化来带动教育现代化,确立为一项国家战略,并积极推动教育主干网和各大学校园网的建设,城市中小学校园网络的建设步伐也非常快,农村教育尤其是中西部教育,也在积极推动“农远工程”(农村远程教育工程),目前已经进入“农远工程”第二期。一期工程提出了“校校通”的目标,强调把硬件网络和维护支持体系先建设起来,电脑等硬件的普及率仍比较低,软件资源的建设和教师队伍的建设也还远远跟不上;二期工程提出了“班班通”的目标,希望在优化硬件网络和维护支持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电脑等硬件的普及率,并对软件资源的建设和教师队伍的培训等增加投入。应该说,在整个现代教育的推进上,我们国家和教育信息化部门做出了一定的工作。

但到目前为止,信息化的大量投入所带来的效果,尤其是在中小学还很不明显。不仅公众对网络和信息化对孩子的学习和教育的作用抱着较大的怀疑态度,许多教师对能否掌握网络环境下的教学,以及能否在网络环境下有效地完成日常的教育教学目标感到犹豫,包括作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骨干力量,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师群体中的许多老师,对整个信息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前景,也比较悲观。

许多信息技术课程的老师,不仅面对的教材更新缓慢,自身知识的更新也远远跟不上整个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而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的学生,接触网络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多,学生之间关于网络的知识传播非常快速,学生的问题随时可以难倒老师,应付日常教学的难度也已经越来越大。整个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老师带来的热情和日常教学工作给老师带来的尴尬,以及学生对上网的热情和对信息技术课程普遍的乏味,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08年我应朋友之邀,合作发起了“教育大发现”社区,社区的一个核心项目就是围绕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改革而展开。项目的基本思路比较简单,就是首先邀请各地一些优秀的信息技术老师组成一个社区,共同交流各自的备课上课和网络学习的各种问题和经验,并邀请一些长期关注网络教育研究的朋友、自由软件社区的成员和大学部分教育技术专业的师生等,来共同参与讨论,支持一线老师和学校的教育教学。

只要把信息技术老师组织起来,一个老师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大家一块来想办法。不仅老师之间得到了相互的支撑,一些参与实验的老师参照类似的模式,把他们所教授的各个班级也组织起来,形成了相互支撑的社区。有效组织的网络社区和班级一样,学生对网络学习的热情高涨,同时相互之间,互相促进,互相监督,氛围非常融洽。许多老师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参与实验,一起享受网络学习的乐趣。有些家长也在学生和老师的带动下,参与进来。

这个首先在优秀信息技术老师之间发起的社区,不仅部分地支持了一些老师和学校的教育教学,而且逐渐吸引了其他一些信息技术教师的参与,有些其他科目的老师也参与进来。

浙江昆阳二小语文科目的丁笑飞老师的作文教学改革,给很多人带来了启发。而且昆阳二小的一些老师,在信息技术老师谢贤晓老师的带动下,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探讨网络教学的氛围。昆阳二小多个班级的学生也被充分调动起来了。谢老师还和周边一些学校的信息技术老师之间,组织了一个信息技术送教下乡的小组,经常与当地的乡村老师交流网络教学的经验,并开展网络教研活动。

甘肃张掖甘州区星光小学数学科目的李明山老师,学校没有电脑,他自己有一台电脑。他自己参与网络研讨,并及时把研讨的收获应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包括用电脑直接给学生演示其他地区的老师和学生开展网络教学的情况。学校的其他老师和校长,也纷纷被他和孩子所感染。后来学校一半以上的老师都开始买电脑,参与网络教研。李明山老师和他们的“老玉米”张兴志校长甚至开始积极地与周边的学校互动,组织周边学校之间的网络教研。包括与当地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合作,组织教研沙龙等。

在社区里,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无论老师自身来自哪里,本身已经没有那么重要,老师及其他参与成员之间,初步形成了一个“知识共同体”,并继续向每个愿意参与探索的学校和师生敞开着大门。

在“教育大发现”社区的实验中,这些师生和学校给了我们很多鼓舞。但我们清楚,这些仍只是个例。而且静下心来想,不能说我们在中间做了多少有效的工作,只能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意识到互联网的价值,并开始热情地投入到实践中。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观察和欣赏大家的工作,疏导大家的交流,尽可能给大家提供必要的支持,并尝试描绘这种许多人在参与创造的图画。

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快要被许多人淡忘的“研究性学习”在网络环境下,重新被激活。而且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学生开始更早也更有系统地接触社会,学生的学习也已经和他们的“社会化”更充分地融合到了一起。我们给这种学习方式的变革所能想到的一个简单的命名,就是“社会化学习”。

可能许多人现在已经听说过“社会化学习”这个词了,但“社会化学习”的内涵,仍有待大家的实践来进一步丰富。

我们的实验仍然是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进行。许多学校的网络环境还非常有限;信息技术老师仍然要按照“陈旧”的课标和教材来安排进度;大多数信息技术老师的网络教学技能还不够娴熟;许多信息技术老师的教学也主要在课堂上进行;邻近期末,许多考试科目仍要占据信息技术老师的课时;甚至一些信息技术老师参与网络教研,仍受到教研员和校方的阻挠;同时许多师生喜欢的网络服务,还会突然被挡在墙外,等等。

我们对大规模操作,还没有非常清晰、成熟、制度化的办法。实验还始终处在夹缝中,但我们能感受到师生们的热情在蔓延。

我想,不能再消耗师生和我们自己的热情了,是该跳出教学和课堂的藩篱,寻找更自由的进路了!

四、新阅读:

——回到阅读,探讨阅读和教育的基本关系,及教育科学的探索和普及。

06年左右,我开始参加“爱心传递工程”(简PLP)的一些活动。PLP早期的活动,主要是给贵州威宁的孩子资助学杂费和小羊,并希望小羊长大后下了羊仔,能够传递给其他困难的同学;后来PLP负责人希望除了资助之外,能进一步招募志愿者,开展长期支教。

我建议,在长期支教人员招募难度比较大、短期支教价值尚不清晰的情况下,可以先从图书室项目入手;日常情况下,图书室项目可以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系统,学校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图书室项目也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教育支持系统;此外,以图书室项目为基础,再逐步扩展,也没有太大影响。

另外,基于大家对贫困教育的关注,和该组织早期发起人和多位理事成员具有国内外知名学府教育学专业的背景,我建议,机构的整体目标可以大致分为两步走,一是“有学上”,二是“上好学”,合到一块,即“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孩子有学上、上好学”。

但很快,我从其他志愿者去威宁回来反馈的日志中,看到一些有条件上学的孩子,觉得读书没有用也会辍学。我突然意识到,贫困教育可能给我们提出的是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很可能不是简单地,一是先“有学上”、二是后“上好学”,这种绝对的先后关系;而很可能是,如果不能解决怎么“上好学”的问题,“有学上”的意义可能也要大打折扣。也就是说,对于贫困教育,仅仅有爱心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它在追问我们:什么是教育科学?什么是学生真正需要的“基础教育”?

在“教育大发现”社区的实验里,我经常会想起PLP和这些孩子,还有其他更多的,PLP无法照顾到的孩子,想起我自己也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因此,我又受邀参与发起了“乡村图书馆论坛”,为各类从事乡村或城市公益图书馆建设和阅读推广的各类NGO搭建一个交流和支持的环境。

这些年来,许多热心人和NGO,经过各自艰难的摸索,在各地建了不少乡村或城市的公益图书室;许多中小学现在也配置了学校图书室;许多城市社区和部分乡村社区里,也配置了社区图书室。虽然相对于各地的实际需要来说,图书馆的总体数量可能还非常有限,但图书馆建设给教育所能带来的效果,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就任何个体的图书馆项目来说,仍还远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因此,各类图书室项目之间相互交流和改善工作的愿望在逐渐增强。

但同时,也因为图书室项目逐渐增多和效果参差不齐,以及政府和教育部门在逐渐加大投入,图书室项目给企业和公众,包括NGO自身等提供的形象价值等也在逐渐模糊,大家关注图书室项目的热情也很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起伏。

此外,图书室项目在学校里,和课堂之间是什么关系,将怎么调整学校内部的结构和师生之间的关系;在社区里,又可能怎么改善社区文化,和社区内部的结构;参与图书室项目的大学生志愿者,从图书室项目中能得到什么重要的收获,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付出;包括随着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图书室项目还有没有必要做;以及图书室项目在未来的教育及学习型社会的变革,可能发挥什么样作用等等,仍是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困扰着许多公众和NGO。

而更为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尽管整个社会已将开始倡导“全民阅读”,阅读似乎仍然只是游离在学习乃至教育科学之外的一个暧昧的“添头”,如何从教育科学的角度来看阅读,并反过来从阅读的角度来思考现代教育体系,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

但我也更清楚,谈到阅读,也将天然地,让我们可以超越课堂和学校,乃至传统教育学话语系统的束缚,在一个更自由、更广阔、也更为基础的层面上,来探讨我们的学习和教育问题,也使我们更有可能把以图书室项目为基础的各类教育项目,纳入到国内的“开放教育”实践中来。

因此,我们把阅读,确立为研究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变革,能继往开来,并推动国内开放教育运动的一个基础方向,遂取名“新阅读”。

让我们以“新阅读”为起点,来开启一段新的历程!

(2011.5.20,于北京唐家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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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两篇介绍北大附中高中课改的文章

2011/05/16

推荐某教师记录的北大附中高中课改的两篇文章。

由王铮校长主持的北大附中的新一轮高中课改,实践一年多来,引人注目。

在谈到培养目标时,他们谈到要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新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诚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另外,在深圳中学做校长期间,王校长就尝试以“导师制、单元制、学科组、学长团、选课制、走课制”等为核心框架,创设“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环境,“促进学生真正的自主、主动、充分发展”。

当前北大附中的高中课改,可以看作这一实践的延续。

以下是两篇文章的链接:

北大附中的课程改革

走班制带来的变化

欢迎讨论或提供进一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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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图书馆计划的一点基本思路

2011/05/16

我们觉得图书室项目似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 巩固其“学习体验中心”的作用——体验网络阅读与传统阅读的关系,体验自由阅读与有目的阅读的关系,体验阅读与学习、教育的关系等;
  • 强化其“资源整合中心”的作用——通过图书室来整合线上线下各领域的资源,为读者与各个领域更直接的对话提供方便,也是为读者不断地扩大阅读和思考的范围提供方便;
  • 发挥其“社会调节器”的价值——着重处理好图书室项目与学校、社区/政府、NGO/资助人、志愿者等各方之间的关系;
  • 逐步承担“社区服务孵化器”的作用——以图书室项目为平台,逐步引入各类活动和合作项目,并为新生的社区服务项目提供必要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重点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都要解决什么问题,又有什么基本的解决思路。

在这里,我们只是回到图书室的基本功能和拓展上进行讨论,城乡各地校内校外的图书室,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条件、机缘,自行决定把本地图书室要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希望把图书室项目纳入到国内的开放教育实践中来考虑,并为图书室项目的发展建立一种开放式的推进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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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从教研员和教研室入手,来改善大学生短期支教项目

2011/04/10

刚看到这篇文章:

大学生短期支教,那人声鼎沸的乡村秀场

短评:

很难赞同这种观点——

1)对短期支教的批评很多,但这个事可能得反过来考虑,假如我们自己是农村的小孩,哪些事是我们自己难以办到,特别需要其他人来帮忙,哪怕帮几天忙也好,同时这些事又大学生却比较容易办到的?

2)作为志愿者,本来就不是专职人员,所以短期志愿者,肯定比长期志愿者的数量要大得多,但大多数“教育NGO”只能做些简单的组织工作,不具有结合各地教育的实际问题进行短期志愿者项目的开发能力,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

3)相比较长短期而言,关键是“对口服务”。长期工作也是由各项短期工作组成的,就像长文章也是由大量的小段落组成一样,抑或博客(日志)可以是对微博(语言碎片)的整理。但如何理解短期志愿者、小段落、甚至语言碎片,才可能带来新的突破。

4)同时,怎么能让“票友”和“专业演员”来共同为大家奉上一台好戏,是Web2.0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即UGC,用户产生内容)。这和怎么理解短期支教(或长期支教)和教师支教的关系是同一问题。

 

讨论:

和柳栋老师的对话——

柳老师:谁来规划协调长期的活动?

小石:问题就在这儿。各地教研员和教研室通常最了解当地教育情况的,也最能对统筹和分解当地教育教学工作的。如果教研员和教研室采用比较开放的思路,把目前当地教育部门能解决和不能解决的任务列出来,然后由教育NGO等协助组织长短期志愿者,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善。

柳老师:NGO如何取信于当地机构?

小石:和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一个道理,通过建立教育NGO行业资讯、评估机制、资金支持渠道等,建立“教育NGO的市场”,鼓励专业服务的发展。

柳老师:太快了,教育业界没有这样开放。

小石:有地方教研员和教研室愿意搞试点就可以。

柳老师:那是,只是探索者太艰辛了。

小石:是,如果教育部门或者公益基金会等愿意从经费等方面支持这样的实验,可能会好点。

柳老师:公益基金—-努力方向。

(注:柳栋老师,上海惟存教育实验室发起人,柳老师简介

 

 

补充:

1)支教项目需要进行分类处理,比如,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当地教育部门比较关注的“基础项目”、NGO比较关注的“拓展项目”、以及志愿者个人的“自发项目”等。有分类才有可能在三者之间达成良好的沟通。

2)自身缺乏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又缺少和现有教育部门之间的协调,那么把大学生组织起来干什么、怎么干,就难免陷于冲动和盲目,而受到指责却往往是大学生。当然,“教育NGO”本身也发育不良,处境尴尬。因此,要从“教育NGO”的培育环境入手开展一些工作。

3)实际上就是协助当地教研员和教研室,来设计当地的开放教育系统。或者说白了,就是怎么把教育部门和学校改造成“开放平台”,让“教育NGO”和大学生等提供第三方服务。

4)“短期支教”不等于“农村支教”。我只是把大家从短期支教中看到的问题,引导到对教育教研工作的思考上,进而跳出长期短期这类表面问题,关注“开放平台”和“教研网络”的建设。要找试点的话,并不限于城里学校还是农村学校,甚至城里的“重点学校”也不可能包办所有事务,都存在类似需求。

参:更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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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从学术开放入手,来探讨学术期刊走向

2011/04/03

看焦建利老师的帖子《学术期刊的生存和版面费》,似乎几本刊物,成了许多人纠结的根源。

也难怪,虽说学术期刊,往往是几个所谓的领域专家,因为印刷成本问题和版面的紧张,以一个小圈子的视角选择来稿并进行编辑发行,来影响该领域的学术生活。但之后,教育部门和各院校,依据学生和老师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质量等决定各位的学位、职称、升迁等,好像问题复杂化了。

但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在学术期刊的身上,无非是主要缠绕着这几个问题:一是供需矛盾怎么打破的问题,二是学术评价多元化问题,三是各院校的办学和学术取向问题。

首先是供需矛盾怎么打破。在任何时候,信息对称都是首要的问题,评价、是否还要出纸制印刷等都是次要的问题,有了网络以后,任何学生、老师、包括业余爱好者文章应该都可以发表;对于许多读者来说,需要的就是很多学生、老师、包括爱好者最初的那种冲动和念头,其他专家的过滤,也不应该妨碍个人对原初信息的获取。

其次是多元评价的问题。谁来评论文,按常识,应该同学之间可以评,专家学者可以评,企业和公益组织可以评,政府也可以评等等,应该允许每个人来评价。在许多读者眼里,专家学者的评价仍然是有分量的,但其他读者可能也有自己不同的评价。而且一般只有关心相关问题的人,才愿意评价,也愿意支持该方面的研究,同时这种差异化的评价本身,也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否则,大量的文章不容易发表,而许多学术资讯又不便于获得,几本纸质的核心期刊就只能变成产生学阀和学术垄断的温床,并导致学术和社会的严重脱节。

第三是,院校的办学和学术取向问题。没有学术的开放,与社会的充分对话,以及学术评价的多元化,各院校办学的差异及其学术取向问题,对社会来说怎么体现,是否会被忽视,成为一个隐性的东西。这样会玩死谁?是玩死社会,还是玩死自己?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欢迎提出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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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给“经典诵读”提供的理由

2011/03/14

我在想,许多人之所以追捧“经典诵读”,可能是其中至少同时包含了:1)古文字和古文化,2)美感(精炼、律动),3)系统思考(重综合、整体感),4)道德(正心正意、所谓人格教育)等。

但是,2)、3)、4)是否只有从1)中才能获得,为了传递2)、3)、4)的精髓必须从1)入手,还是说因为现行中小学语文里的古文单元不好啃,所以要另外加强?

作为进化论斗士、“魔鬼的门徒”、注重科学教育的赫胥黎,在讨论小学教育改革时,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圣经》,他给自己的理由是,《圣经》已然变成了不列颠的民族史诗。或许这一点,也可以作为许多人坚持“经典诵读”的解释(参高峰枫:赫胥黎与《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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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2.0”到“教育2.0”?

2011/02/27

09年8月,在北大举办的Wiser-U工作坊上,法国青年Livio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探讨价值的想法,他问从”科学2.0“到”教育2.0“?但很快又陷入到科学目的、教育目的的沉思中,徘徊不前。

他的设想是,每个人、每个机构对教育都有各种各样的期望和联想,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因此整个世界的教育改革也都往往消耗在争论上,而科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是彼此认同,或至少是相对清晰的,同时科学又是教育最核心的部分,那能否先不谈教育、来先谈谈科学,或者说能否通过共建科学大厦,来共建开放教育?

我对教育目的问题向他做了补充:

首先,我区分了“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教育”(教育系统)、“作为一门科学的教育”(教育科学)和“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教育”(教育目的);

然后,我指出“教育系统”正在打破藩篱走向“学习型社会”,“教育科学”正在重新聚焦到学习上并探讨“学习科学”,而“教育目的”似乎更应该归于“政治学”、“伦理学”等范畴;

因此,我认为”教育目的“不应该成为探讨教育改革时的一个障碍。谁应该隐瞒真相,而谁又能替他人决定”学习的目的“?

另外,谈到科学,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与本地实践的关系,能够引起重视:

一方面,因为谈到科学,尤其是联想到自然科学,很容易和普世价值等政治观点扯到一起去,成为一种过分抽象的概念,甚至演变成胡萝卜加大棒,和对地方实践的践踏,更不用说尊重。

我们从小”学科学“,但几乎从来不用”科学的眼光“来观察我们周围的自然、社会与我们自身。我自己在农村长大,也并没有学会观察动植物、昆虫和亲近自然。

另一方面,我尝试性地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说科学着重探讨”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价值观着重探讨”好不好“和”应不应该“的问题的话,科学和价值观之间,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是否说,正是因为有”好不好“的感受才产生到底”应不应该“的思考,而思考才进一步提出”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而感受又常常和地方实践紧密关联,在提出问题和得到问题的解释之后,又对”科学解释“做进一步的反思和检验?

顺便发在这儿,和大家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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